民间智库的生存哲学
■本刊记者 杨 敏
春节长假刚过，王德培就忙碌起来。作为福卡智库的“CEO”，马年开局的首次智库咨询决策圆桌会召开在即，这个月的主题为“钱荒的底牌与博弈趋势”。
而身在北京的李凡，开年第一件工作就是准备推出“中国与世界研究所”年度报告——《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
福卡的圆桌会议，多年来持续不断；李凡的发展报告，从2000年以来也从未间断过。
有人说，中国民间智库能活过5年就是成功，但是福卡今年18岁，中国与世界研究所今年21岁。
还有，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6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3岁；袁岳的零点，22岁；王德禄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21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14岁……
如果“活着”就是成功，那么这些民间智库一定有一套适应中国“土壤”的生存哲学。
需求与市场的大小之辩
对智库发展来说，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说到底是政策分析市场。那么，这块市场蛋糕有多大，民间智库又能抢到多大的蛋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旭峰教授，将政策分析市场形象地描述为“一家摆满了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的超市”。
有需求才有市场，因此，这个超市的货品清单，不是由生产方智库决定，而是由需求方政府决定。
那么，政府的购买需求是否足够旺盛？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进入“超市”，去选择政策方案，又会选择购买哪类产品？
朱旭峰曾经主持过一项题为《专家决策咨询在地方政府中的实践》的问卷调查研究，尽管这个调查不是最新的结论，但仍然可以从中窥见各类智库的生存空间。
首先在重大决策事项选择偏好上来看，政府选择某类专家进行咨询的倾向性顺序是，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专家、半官方智库专家、高校和民间咨询机构的专家。
其次，在面对不同决策类型，政府官员的倾向性存在较大差异，如在遇到时间紧迫的重大决策时，选择官方政策研究机构的倾向性最大，为85.8%；涉及较多部门，需要多方协调的重大决策，对官方研究机构和半官方的研究机构选择的倾向性旗鼓相当，均为40%以上；而在一些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工程和项目决策方面，决策者更倾向于向半官方专家和高校专家进行咨询；只有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时候，决策者对民间智库的选择倾向性达到21%，超过了高校智库。
其它诸项选择，民间智库都在距离政府视线最远的地方。
尽管民间智库生存空间逼仄，处在距离政府决策咨询最远的圈层，但是，仍然有一些善于寻找自己的市场定位，找到那个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21%”。
零点就是在这个“21%”中抢到市场蛋糕的民间智库。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范文，举了个例子非常具有说服力。“北京要做交通限行，网上反对的声音特别多，真实民意到底是什么呢”？
北京市政府先是找了统计局城调队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是赞成每周少开一天车的人占70%，这个调查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能不能作为决策依据？
举棋不定之际，相关部门又找到零点来做同样的调查，“我们的调查结果跟统计局的结果基本一致。这样，政府就敢于决策了。零点的价值就是把真实的民意呈现出来，打捞民间声音，让政府决策更有依据”，范文说。
因此，在政策分析市场，政府需求的大小仅仅是相对的，民间智库的生存法则就在于找准自己的那块份额，并把它做到极致。
事业与产业的轻重之辩
“智库是有理想的人做的，有英雄情结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做的”。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在接受《决策》记者采访时说。
在于今眼中，仲大军就是这样的人。
2000年，担任一家知名媒体编委的仲大军，从体制内“出逃”创办了大军经济观察，这个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没有豪华的办公室，没有纸质出版物，经济收入也不多，仲大军坦称“惨淡经营”。
但是，十多年来，这个民间智库关注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动向，思考最深刻的话题。
不独一个仲大军，上世纪90年代前后，从体制内走出了很多人：1988年“下海”之前，曹思源先后在中南海干了6年；1991年，高尚全成立中改院之前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2年，27岁的袁岳离开司法部；同一年，李凡离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93年，王德禄离开中国科学院……
那是中国民间智库发轫之始，仲大军很怀念那个时候的环境，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改革开放、打破旧体制、走向市场化的景象。一批从体制内出来的知识分子怀揣理想主义的花火，秉持不务虚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观，距离庙堂之远，而为国事谋。
在市场环境中，理想主义与英雄情结不能当饭吃，解决吃饭问题，一直是民间智库绕不开的话题。先为生存计，而后为国事谋，20多年来，事业与产业的关系成为“曹思源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哲学命题。
1988年10月，曹思源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智库的人。同年底，曹思源应邀到美国访问，让他有机会去了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这次访问让曹思源树立了“成为中国的兰德”的梦想，希望有一天，他的研究能像兰德那样在市场上被政府承认。
曹思源准备了两块牌子：“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和“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一个牌子是用来咨询挣钱，后一个牌子是用来研究实现理想。
曹思源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的咨询是为了养我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财。”人称“曹破产”、“曹私有”的曹思源，90%的精力都在研究法院改革、银行改革、医疗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破产制度等。
用咨询产业来养研究事业，对于资金来源单一的中国民间智库来说，是一个普遍的路径选择。
范文将其总结为“双轮驱动的智库机制”。零点调查，就分为两种业务，“一是政府委托的调查，主要服务于政府决策和政府管理；二是公司自己投资、自我选题的民意调查，有助于公共决策、公共利益”。
无论是曹思源还是袁岳，在公众眼中，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多重的，既是学者、也是商人。
李凡也能坦然接受这种角色认知，有地方官员问他，“李老师，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三分之一是学者，写文章出书；三分之一是商人，我的研究所要经营，要挣钱；三分之一是社会活动家，亲身参与基层民主建设。”
但是，对于自己的社会角色，也有人积怀难释，仲大军就更乐于人们将其看做研究中心的主任，而不是咨询公司的总裁。
不依与不离的远近之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文昭，将智库建设的真谛概括为八字真经，即“不依不离、不上不下”。前者说的是智库的独立性问题，后者讲的是研究方法问题。
不依不离，说到底就是智库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关系过近，会成为权力尾闾，失去智库的独立性；关系过远，则会没有关系网络和通道，影响政府决策。
中改院选址海南，就有一个对距离感的拿捏与把握。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在中改院官方网站刊发文章回忆，80年代他造访美国兰德公司，曾经有个疑问，“你们为什么要远离首都华盛顿？”对方的回答是，可以保持独立性，减少行政干预。
据高尚全承认，选址海南就是受到国外智库的启发。
中改院的独立性，不仅仅得益于地理空间的距离感，还得益于其去行政化的断腕之举。
副院长苗树彬介绍说，中改院成立后，走出了关键的三步改革：第一步，1991年建院之初，向海南省政府提出实行财政差额管理，80人编制只要30人的“皇粮”；第二步，1992年建院不到一年后，又主动向省政府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请求，不要国家一分钱，自求生存，自我发展；第三步，1993年向原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政府提出由事业机构彻底转变为非盈利性企业法人，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研究机构的新路子。
“江湖之远”，并没有妨碍中改院为“国事谋”发挥智库作用。据媒体报道，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
不依不离，不仅仅是民间智库与政府之间空间关系的远近，也是两者之间心理距离的远近。这种心理距离，可以理解为，不刻意附和，也不刻意批评。
2005年，是中国民间智库发展最为艰难的一年，是年，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对注册企业名称进行了一次规范化行动，规定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一律重新注册为公司。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上海法律与政治研究所等多家民间社科研究机构先后注销。
业内人士都将这次规范行动归因为民间智库“种刺”太多，碰触到敏感领域。
同样作为民间智库，也有日子过得非常滋润的，王德禄的长城所首屈一指。
在长城所的研究课题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政府的项目。由于长城所专注于中国企业生态的机理研究，北京市发改委、科委等部门都会找到它做相关的课题，如“中关村发展定位与战略研究”、“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比较研究”、“北京IT产业发展模式研究”等。
目前，每年长城所的收入达上千万元，成为中国为数不多“不差钱”的民间智库。
或许，中改院与长城所的稳步发展，得益于其深谙“不依不离”之道，与政府保持合适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与智库事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