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这么近那么远

　　横店版“抗战”离我愈近，真实的抗战离我愈远。

　　抗战的起点是什么时候？是从七七事变算起，还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重见天日的老照片告诉我们，1928年，日军炸死了中国最高统治者，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男爵田中义一送来花圈，日本政治自此脱离了田中预设的轨道，战端重启……

　　时光在喧嚣里继续奔驰向前。

　　海岚·里昂，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美国人，其丰富的旧藏，让那一段岁月重又历历在目。尘封资料总拍卖价格达270万美元，而其真正的价值，恐怕很难估算。

　　真实的抗战，就在这些尘封的史料里。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能仔细比对研究，就能找到真相的基因。(姜浩峰)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抗战

　　数十份地图、鸟瞰图、飞行航图，几本记录了里昂在华期间的每一次飞行的飞行记录本，这些资料，都对研究张学良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期间的行动轨迹颇有价值。

　　记者｜姜浩峰

　　海岚·里昂(Hylan“Bud” Lyon)，一个在早前的中国近代史中并不显眼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4年4月的报端。《扬子晚报》一篇《张学良随从战争日记重见天日，数千旧照再现淞沪血战》的报道，被媒体广为转载。报道中提到，“苏州商人杨先生自称手中有几千张淞沪会战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张学良的随从海岚·里昂。

　　报道公开后，也有人质疑，认为这些照片不都是海岚·里昂所拍摄，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报道提及，作为张学良的随从，海岚·里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拍摄了数千张照片。而“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囚禁起来，作为随从，他怎么会出现在上海，并在中日两军对垒时，近距离拍摄到双方的照片呢？

　　《扬子晚报》的报道刊登了上海“大世界”被炸成废墟的一幅照片，浙江大学的沈弘教授提出，“大世界”被炸实际系当时中国空军失误造成；另一幅图片说明为“轰炸结束后，上海街头尸横遍地，图中站立者为里昂”，沈弘认为：“实际上图中的站立者并不是所谓的美国人里昂，而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特派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副教授邵铭煌更是称：“张学良所有留下的资料都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凡是学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大概都没听过张学良身边有海岚·里昂这号人物。”

　　带着疑问，记者几经辗转，终于在上海长宁区的一栋商务楼里，与不愿向公众透露名字的杨先生会面。杨先生1991年起赴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如今被美国公司派驻上海，每半年去一趟美国、加拿大。他的家依然安在苏州，一般情况下，每逢双休日、节假日就会回到苏州。

　　抗战从何时开始？

　　“这是张作霖追悼会，你看，这是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送的花圈。”一落座，杨先生就给记者看里昂旧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2013年3月20日邦瀚斯拍卖所得，如今是杨家的家族收藏品。

　　杨先生给记者掰着指头算：“我们常说‘八年抗战’，指的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也有人认为，抗战应该打了14年，那是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偷袭沈阳北大营算起。当然，如果要算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则要晚到1941年12月9日。然而，从海岚·里昂收藏的照片，其实是可以印证，抗战的起始日期，我觉得应该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算起。”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面对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团组成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寻求列强支持，特别是与日本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在北京达成秘密谅解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可日本人逼迫更急，希望进一步在东北开矿、设厂、移民，乃至在葫芦岛修筑大港。内有北伐军挑战，外有日本人威逼，张作霖这个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遂从中南海出走，在前门车站踏上了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专列，从北京回返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轰然炸响，遇刺的张作霖当日逝世，终年53岁。张作霖遇刺前一天——6月3日，也正是被张作霖称为“小六子”的张学良27岁生日。

　　张作霖身亡时，北伐军刚刚进入北京，直到6月28日才更名北平。而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时间是1928年12月29日。“国际上，许多国家和民间人士，认为张作霖身亡时仍是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即使是内战双方，也都看得到张作霖的地位。你日本的正规军——精锐之师关东军，把一国领导人给炸死了，这和宣战有什么区别呢？”杨先生如此说道。

　　事实上，确如杨先生所说，张作霖去世后，不仅北洋阵营的曹锟、段祺瑞、吴佩孚致了挽联，属于北伐军阵营的李宗仁、白崇禧同样也发来了挽联。而里昂旧藏的关于皇姑屯事件的照片中，有一张明确显示——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男爵田中义一送来的花圈。田中义一不仅与张作霖有私交，在军事、政治上更与关东军的激进派有所不同。这位“老狐狸”的如意算盘是——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满蒙与关内分离，如此一来，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皇姑屯一声炸响，不单送了张作霖的命，更让田中义一懊恼不已。田中当时流着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 :“一切都完了。”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趟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也便脱离了田中预设的轨道。

　　围绕田中义一有一桩“悬案”。是当时抗战期间，中国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田中义一曾秘密上奏昭和天皇，其中有一句话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二战之后，在位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秦德纯并未能确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如今，找得到最接近田中奏折的内容，是曾就职于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所言。1940年，铃木称，他与时任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于1927年密谋，要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铃木甚至点明，所谓“满蒙”，指的是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外蒙古而言。

　　亲历西安事变

　　那么，拥有张作霖追悼会原始照片的这位海岚·里昂，到底是何许人也？邦瀚斯拍卖公司官网文章《西安事变：海岚·里昂的历史资料》(The Xi'an Incident: The Papers of Hyland “Bud” Lyon)显示，出生于1908年的海岚·里昂，于1925年至1934年曾当过好莱坞演员。在邦瀚斯提供的里昂藏品资料中，有他担任普通演员、特技演员、飞机师和修车技工的照片。

　　邦瀚斯官网显示，1934年，里昂倾慕已久的好莱坞演员克莱尔(Dee St.Claire)来到上海。《新民周刊》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照片中，看到一张妙龄白人女子的照片，即为克莱尔。注释中称她为“showgirl”，直译过来应是“歌舞女郎”的意思。注释称里昂为了她来到上海。之后，里昂往来于上海、昆明等许多城市，尝试不同的工作机会。他倾慕的克莱尔回到了美国，他却留在了中国。“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他爱慕的人离开了，他却留了下来。看来，中国的魅力，比他爱慕的这位克莱尔还大。”杨先生感慨道。

　　在一封1935年1月2日写给外祖母的信中，里昂如此写道：“去年11月27日上午，我接到电话，张学良大元帅的机械师叫我马上前往龙华机场，说有工作给我做。龙华机场位于上海南边10英里处……我抵达龙华机场后，科尔告诉我大元帅从美国订了两架飞机，今早刚刚送到，但还未组装，零件还在箱中……张大元帅的飞机本应送往南边100英里处的杭州空军基地，或内陆575英里外的汉口军营，然而因为木箱体积庞大，才决定在上海就地组装，组装好再将飞机飞到内陆。”两个星期后，里昂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原本已经拒绝他的中国航空公司，转而决定聘请他做永久职员。

　　邦瀚斯公司官网上一篇《原汁原味的中国》如此写道：“里昂先生随后飞遍全中国，有时修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时收拾坠机残骸，每次必照相记录，并写信回家。”杨先生告诉记者，里昂甚至在飞机上航拍到红军渡赤水的照片。

　　邦瀚斯公司称，被公司派往各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里昂应张学良飞行团队负责人朱利叶斯·巴尔之约，出任张学良专机副驾驶，不久后又成为了张学良特别信任的随从。记者看到一本里昂的日记本，封皮上有烫金印刷楷体字“兰安 上海 中国航空公司”字样，其中“兰安”应是“Lyon”的另一种音译。这本日记本里，记录了作为飞行员应该记住的乘客密语化名。比如阎百川，也就是阎锡山，被称作“进密”；宋子文被称作“咸密”……，还有一位在本名栏里标明“严先生”，被称为“年密”，杨先生认为可能是苏州木渎人士严家淦。《新民周刊》记者了解，严家淦在蒋介石去世后，曾作为蒋经国接班前的过渡人物，当选过台湾地区“总统”，可1937年前后，他年资尚轻，不过是个厅局级官员。此“年密”到底是何许人也，还有待考证。

　　数十份地图、鸟瞰图、飞行航图，几本记录了里昂在华期间的每一次飞行的飞行记录本，这些资料，都对研究张学良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期间的行动轨迹颇有价值。

　　1936年，里昂被派到汉口担任教官。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他与另一名机械师紧急前往西安。在邦瀚斯公司提供的里昂旧藏里，有一份记载为1936年12月15日的文件，如此写道：“我们被军警包围，不准离开空军基地，不准碰自己的个人财物，连上厕所都要有人陪同……”资料显示，西安事变期间，里昂与另外几名飞机驾驶者负责来回接送会谈人员。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后，两人一同飞回南京时，里昂就在那架飞机上。

　　从纽约邦瀚斯拍场带回里昂旧藏的杨先生，这一年多都在研究这数千张照片、底片，以及书信、杂件。在一封1936年9月12日张群写给蒋介石的密件中，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张群称，其接获驻日大使许世英传来电报，说明日方有意愿重启谈判，但又担心张学良此际投效抗日势力。许世英亦表示，日方担心抗日事件与日俱增，要求蒋介石展现决心，管好属下，弥平抗日势力。

　　张群于信末表示，这可能是日方的最后通牒。

　　“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不知为何落到了张学良手里，使得他得知蒋介石宁可与日军谈判，而不愿与共军谈判。”杨先生认为，这封信对研究西安事变的起因，极为关键。

　　还有一本酒红色封面精装本的《西安半月记》，有宋美龄亲笔英文签名“Meyling Soong Chiang”、篆体朱文印章“蒋宋美龄”，以及亲历者签名，他们是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专机驾驶员的罗亚尔·伦纳德(Royal Leonard)，还有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和张学良飞行团队总机师朱利叶斯·巴尔(Julius Barr)。“这算是孤本了吧？”杨先生说。

　　杨先生还向《新民周刊》记者道出一个细节：“1936年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坐张学良的波音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里昂随行。当时驾驶飞机的是张学良专机飞行员伦纳德、里昂等。飞机抵达洛阳后，蒋介石改乘南京方面的容克飞机，而张学良仍乘坐波音飞机。当时，机组人员判断波音飞机可以甩开南京方面的护航飞机，飞到对张学良来说很安全的地方。可是，张学良拒绝了。”

　　在伦纳德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中，亦曾如此记录从洛阳起飞后的情形：“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没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和公开的回忆录相比，私人信件的真实性、可信度，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作为参照物。在里昂旧藏中，有一封张学良写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一月六日的手书，其中有如下内容：“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1937年1月6日，张学良已经随他信中所称介公的蒋介石，抵达南京。从这封“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可见，当时他确实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想法。

　　同样是私人信件，里昂与外祖母简·杭特女士(Jane C Hunter)以及家人的通信，不仅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局势，还对印证乃至解开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细节，不无补益。比如西安事变之后，一封1937年1月18日他写给外祖母的信中，如此写道：“目前局势依然诡谲。已经三周了，但北方军队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军依旧谈不拢。我的工作则是陪同詹姆士·奥德先生，充当他的保镖。张大元帅的二房，一位非常貌美的赵小姐，很幸运地在9日从西安逃了出来，11日抵达此地。真是惊险！搭载赵小姐的飞机是晚上飞进来的，我和奥德先生到机场去接她，把她带回家……现在赵小姐每要出门，总是会叫我陪同她。”里昂信中提及的詹姆士·奥德，是英籍人士，张学良当时的管家。信中同时还记载着当时颇复杂的间谍活动，比如尾随跟踪5名美国人的俄国人，以及逮捕了一名代号为“匹克”(Pick)的欧洲双面间谍。

　　“八一三”他在上海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里昂受委托，协助赵一荻与幼子处理家务，成为他们的飞机驾驶员和随行工作人员。

　　里昂在1937年4月4日这样写道：“过去三个半月以来，朱利叶斯·巴尔、罗亚尔·伦纳德、詹姆士·奥德和我四个人，整天都在帮助张学良大元帅处理家务，保护他的家人，以避免被政治狂热分子欺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期间都遇到了千载难逢、千变万化的人生经历。”邦瀚斯拍卖的里昂旧藏中，还有近百张明信片，其中一大部分是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寄出的。比如一张新年明信片上，有印刷的中英文“恭祝圣诞  并贺新喜”字样，以及于凤至的亲笔英文签名“Mis. FengTge Chang”(张夫人凤至女士)。除此之外，还有于凤至与赵一荻之间的通信，都被里昂保管，如今得以重见天日。

　　记者从杨先生提供的照片资料中看到，里昂不仅在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合影，还拥有于凤至穿着旗袍打乒乓球的照片。还有赵一荻穿着毛皮大衣在轮船上的倩影多张。赵四小姐当年是怎般模样的美女，跃然纸上。回想“九一八”事变，40余万东北军面对2万日本关东军，不抵抗而沦丧关外整个东北。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哀沈阳》诗二首。其一为——“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把张学良直接贬为纨绔子弟风流成性。张学良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晚年已与赵四相伴度过70年岁月的张学良，甚至表示最恨马君武“赵四风流朱五狂”那句诗。不过晚年他也仍大言不惭称：“我从来不追女人的，很少，没有。可以说一两个女人我追过，其他的我没追过。都是女人追我。”

　　回顾1931年9月18日当晚，在北京中和剧院有赈济辽西水灾的演出，张学良亲临鼓动捐款，并邀请英国大使夫妇和香港首富何东夫妇作陪。有史料记载：“至22时许，忽见随从来报告说请接沈阳电话，张学良让来人代劳。随即又来报告，说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让亲自接听。张学良离席后一去不回，也无任何交代。客人以为张学良毫无礼貌，非常不快，第二天才知道发生了大事。”

　　然而，关于不抵抗政策，晚年时过境迁的张学良仍亲承：“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这是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口述历史时，张学良所说。当时是1990年，当年的少帅已年近九旬，蒋介石早已于1975年清明节作古，就连蒋经国都已去世，张学良此言，系在无任何压力下所说。张学良甚至说，当年是误判形势，想不到日本人会来这一手。

　　而里昂旧藏关于“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照片，也如同于凤至、赵四这些女性日常照片一样，都标明“含底片”。比如两张日本旗舰“出云”号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照片——一张静止着，背景是外滩的万国建筑，看起来摄影者所在位置是从浦东向浦西拍摄；另一张前景是外滩当时著名的胜利女神雕像，中间是“出云号”，背景是滚滚浓烟。图注是机械式打字机敲出来的字样，意思大致是：“8月14日晨，中国空军开始轰炸。他们的目标是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前面的NYK码头的日海军旗舰‘出云’号。”

　　还有看似是从当时的百老汇大厦，也就是今日里的上海大厦楼顶俯拍的外白渡桥，图片说明大意为：“淞沪会战前夕，上海百姓通过外白渡桥，撤进租界区避难。”

　　至于浙江大学沈弘教授提出的两点质疑，《新民周刊》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资料里，查阅到里昂对此的图注是：“大世界门口尸体堆起一层层”、“日军轰炸后，上海街头尸横遍地”，并未标明那位穿着西装、三节头皮鞋正在拍摄的白人男子背影是谁。可见，引起学界质疑的两个图片说明，应系报纸编辑不严谨造成。

　　至于沈宏教授所说“大世界”被炸系由中国空军失误造成，缘起于“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初。1937年8月13日，日本用军舰运送大批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吴淞口登陆，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空军派遣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前去轰炸日军军舰。属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是以日本人为主的租界，日军在那儿设置了密集的高射炮群，用以狙击国军的轰炸机。

　　8月14日早上，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两次受到中国军机轰炸，却没被炸沉。下午，中国空军继续轰炸“出云”号，有人看到一架飞机投下了两颗炸弹，后者落在西藏路与爱多亚路交叉的地方，即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边界上。这些炸弹炸死了450人，炸伤了850人。后来，又有两颗炸弹落在了南京路跟外滩接壤的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的中间，又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沈弘认为，大世界之被误炸，也与此类似。而杨先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从里昂旧藏中发现一张照片——在大世界建筑上空，有日本军机，可见轰炸大世界系日军所为。杨先生认为：“‘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日本和英美关系还没有破裂。这个《每日电讯报》特派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拿到日本人放给他的消息，就往回发稿，称大世界是中国军队误炸，以干扰西方视听。”

　　杨先生提供的里昂旧藏淞沪会战照片，不仅有国军照片，还有日军照片，甚至有日军战地医院伤兵照片；不仅有日间照片，也有夜间照片，数量上要比西安事变时期多得多。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美国人的身份——1937年，日本和美国关系尚密切，根据“一战”之后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日美可以和平地瓜分太平洋；美国仍不断向日本出口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距离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还有四年多……另一方面，也与此时拍摄的对象不是蒋介石、张学良等高层人物，拍摄更为随意有关。

　　珍珠港事件后回美

　　“奥德先生，Edith和Bobby将乘下一班轮船出发，并将于23日到达。请确认你是否能在旧金山接他们母子，并安排Bobby在美国长期居留，因为，Edith小姐坚持要马上返回国内。”这是一份里昂发给奥德的电报手抄稿，其中的Edith就是赵四小姐，而Bobby则是她与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

　　“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里昂陪伴赵一荻母子，从上海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度过了3年，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对日正式宣战。当时在香港照顾赵一荻母子的里昂，离开了中国。杨先生称，里昂最后登船时，曾说：“我在中国没什么留恋的了，再见，‘悲惨中国’。”

　　赵四将张闾琳送到美国，交给美国朋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妇代为抚养。随后，她返还中国，接替于凤至照顾被囚的张学良，由此，与张学良共度余生。1964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还在台北市的北投温泉风景区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此时张学良已64岁，赵一荻已54岁了。1941年时未满10岁的张闾琳，长大成人后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

　　回到美国的里昂，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物件的保险柜，回到洛杉矶。在二战以后，他仍注意收集来自中国的消息。比如有两张报纸报道了湖南芷江附近的景象——“战争后期，日军在在湖南省一个小山村，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展开屠杀，挖掘出的尸骨，震撼人心！”这些报刊与刊载里昂摄影报道的报刊混合，外加一些有底片的宋氏三姐妹合影系列、东京审判系列照片，与里昂之前收集的照片，被他自己归纳、整理。

　　里昂旧藏里，还有他本人的持枪证、驾驶证和记者证，加之他晚年整理过的这批材料，整合起来，成为了一个美国人眼里，从皇姑屯事件到东京审判，整个中国人对日抗争的悲壮历史。“里昂晚年或许想撰写回忆录，所以对旧物做了系统整理。可惜，在1973年他过世了，这批旧藏尘封至2012年。”杨先生说，“直到去年，我们和国内一些人士，通过拍卖，将大多数旧藏收回了国内。”邦瀚斯公布的总拍卖价格高达270万美元。汉口  1936年10月29日

　　亲爱的简：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谁写信了，我每个星期从早忙到晚，每个星期只有一个晚上有休息。

　　……

　　日本在华的势头变得越来越严峻，这样的严峻的态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周了。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国民政府已经在所有的主街道的交叉路口建立了大量的混凝土机枪碉堡。沙袋和那种便携式的铁丝网也将被堆放在好些街道的角落里。日本人在汉口的租借地很大，那毫无疑问就是严峻的战争形势这样快速出现的原因。

　　请原谅我就写到这里，因为我确实没有准备写很长的信，我必须丢掉一些内容，使得信可以马上寄到你那。

　　……

　　深爱你的

　　巴德

　　重庆  1935年6月3日

　　亲爱的简：

　　我刚刚回到重庆，之前为了政府的一个特殊旅程离开了一个星期。这是一次有趣的旅程，我获得了一些新的经验，旅程中遇到了十分坏的天气，我不得不在汉口做了三天短暂的停留。首都南京待了一天，九江呆了三天。

　　开始时，我一直骑福特三轮摩托，到了第五天换成了洛宁飞艇，在第六天的时候和其他飞行员共同驾驶史汀生牌飞机飞了600英里，途经长江三峡和其他糟糕的乡野。在第七天重新恢复了我机械师的职务，加入到锡鹅飞机(福特)的责任维修中。

　　……

　　我很少有机会能够和尼尔森进行这样的长途飞行，但是我想我不大会有更多的机会，因为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规定：不允许机械师到驾驶舱里去，即使作为乘客也不行，更不要说做一些飞行工作，虽然我飞了有大约50小时了。这些飞行大多在上海、汉口、重庆、九江、云南之间进行，还包括一些更小的地方，和一些飞行测试。我很少呆在本地，或者测试起飞。

　　……

　　报纸、杂志、小册子和大量的指南从O.K来到这里，每本小册子收税两美元。我现在手头上有充足的读物，所以不用再给我寄任何的读物，除非是有什么非常不同寻常的新闻，或者是有某个 “好莱坞公民”偶然出现了。我可以经常读到的有文学、指南和宣传册等，适用于我的工作。一个参考图书馆对我来说没有作用。

　　我在信封里多放了一些照片，我知道看上去不是太好，但是是我们能用已有的相机拍出来的最好的作品，实际上在一个月内这里的好天气非常地少。我想要一个莱卡相机或者相似的相机，想了好些年了，最后决定砸钱买一个。它花费了我55100墨西哥元。

　　我相信我在不久前告诉过你，汇率已经高到了离谱，黄金的兑换率也是一样。我的工作现在只值以前的75%。我知道买一部相机很有些奢侈，但是你要考虑到中国政府在其中征收了40%的税。考虑了所有的事情以后，我最后决定买了这个相机，如果它能够给我我想要的照片。这是一个要么得到那些照片要么一张照片也没有的问题，有了我预订的这部莱卡相机，我想我会得到很多好的照片，如果这些照片对我来说值得的话。这种相机配置有一种特殊的镜头，这种镜头很快，而且不需要复杂的操作，这样可以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一系列的照片，而在这之前，这些都无法办到。而且这种相机可以在光线很弱的地方拍到很好的照片，这种功能是一般相机所没有的。

　　我刚刚得到消息，我将会乘坐福特飞机去汉口、南京、上海。我在上海可能会呆好几天，赶上那里的各种主要的轮船服务工作。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将会努力把玛丽昂的银镂器物送过来……

　　爱你的巴德

　　(简是里昂的外祖母，巴德是家人对里昂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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