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佬身边的外国人
在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绝对的大佬级别。围着他的外国人不少。
记者｜姜浩峰
海岚·里昂，在2013年春季的邦瀚斯拍场上，被人称之为张学良飞机驾驶员、机械师、随从。当杨先生拍得的海岚·里昂照片在媒体发布，各种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
那么，里昂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张学良，这些民国政坛大佬身边，都有些什么样的外国人呢？他们对当时中国政坛起到过什么影响？
里昂是个什么角色
从之前公布的相关史料上，确实很难查阅到海岚·里昂其人。包括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专机飞行员的罗亚尔·伦纳德，在其著作《我为中国飞行》一书中，也未提及。反倒是在2013年3月20日邦瀚斯的拍卖会上公开的资料显示，里昂写给外祖母简的家信，提到：“朱利叶斯·巴尔、罗亚尔·伦纳德、詹姆士·奥德和我四个人整天都在帮助张学良大元帅处理家务，保护他的家人，以避免被政治狂热分子欺负。”但这并不能证明邦瀚斯拍卖的这批文件、照片是伪造。
诚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双林所判断的，邦瀚斯拍卖张学良日记本中的文字，与哥伦比亚大学现存张学良资料文字内容仿若、字迹同源，应是真的。老照片研究者、同济大学出版社陈立群先生，从“大多数照片都有底片”的角度分析认为——至少照片不会说谎，但有相当多的照片不是里昂本人拍摄，比如1928年张作霖追悼会时，里昂还没来到中国。而这些照片，或许大多数来自张学良家藏。
在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绝对的大佬级别。围着他的外国人不少。比如飞行主管朱利叶斯·巴尔、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以及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
在里昂旧藏里可以查到，西安事变当晚，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晚，朱利叶斯·巴尔致信里昂：“我现在去飞机场，王先生给我打了电话，跟我说机场周围到处都是士兵。我觉得我应该让你跟着我。”从口气中，可以看出巴尔的级别要比里昂高。
再看里昂在1941年写给奥德的信：“Edith和Bobby(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将乘下一班轮船出发，并将于23日到达。请确认你是否能在旧金山接他们母子，并安排Bobby在美国长期居留，因为赵四小姐坚持要马上返回国内。” 从信的内容、口吻，可以看出作为张学良特别行动顾问，参与了西安事变策划的奥德，在张学良被囚以后，仍是里昂的上级。而里昂则一直在上海、香港两地，跟随赵四小姐处理其母子等人的生活、工作事宜，直到赵四将张闾琳送到美国，而自己回到国内。
张学良被囚后，张家人分崩离析之际，里昂成为了赵一荻母子的随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美。
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以前一直留在北京，在民间，他与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并称京城四少，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后来帮助他戒毒的是德裔美国人米勒。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还能看到他另外一个外国朋友红颜知己——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2008年2月的一份《环球时报》曾载文称：“1930年，埃达独自前往中国旅游，在北平得到时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的热情接待，在多次盛大的舞会上，见识了张学良的风流倜傥，令埃达情有所属。可是张学良浑然不知，直到埃达即将告别时，她的女秘书才告诉张学良这些，并转达埃达的两句忠告：‘戒掉烟瘾，积极抗日。’”杨先生告诉记者，里昂的旧藏里，也有一张埃达的照片。
后张学良还曾前往意大利寻求军事援助。墨索里尼除安排中国代表团参观意大利空军阵容、飞机制造厂外，允诺将协助中国建立空军及购买飞机。同时，这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还派来一个空军顾问团。虽然意大利空军顾问团的首席是著名飞行员罗伯托·洛蒂上校，可顾问团里还有一些冒牌货，比如机械师卓第，在国内不过是个普通技工，却来华冒充顾问，对中国空军机械人员指手画脚。有一次在检查发动机时，“洋大人”露出了马脚，证明他的本事还不如中国空军的普通机械师。卓第一天到晚只顾喝酒跳舞，特别爱好踢足球。洛阳分校中由意大利教官执教的几届培训班，毕业率奇高，一些不能独自驾驶飞行的学员都被不负责任的教官允许毕业，美国顾问说：“不晓得意大利人是来发展中国空军还是毁灭中国空军的。”直到意大利加入三国轴心，与中国决裂，顾问团不了了之。
媒体人改行不在少数
和张学良一样，蒋介石身边从来就不缺乏外籍顾问。比如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作为顾问。大革命时期，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身边的高参是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甚至有研究认为，北伐军连战连捷的局面，得益于军事行动由加仑将军策划。
担任蒋介石顾问时间较长的，是端纳(Donald William Henry)，这位1875年出生的澳大利亚人，1903年还在香港《德臣报》做编辑，获悉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岑春煊到任两广总督，端纳不知怎的就与岑大人搭上了关系，成为其顾问。然后，端纳在辛亥革命时为孙中山做外宣执笔，在袁世凯称帝时又力谏其退位。直到担任张学良顾问，亲历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陪伴张学良远赴欧洲考察。西安事变时，端纳在张学良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斡旋，不仅成功地化解了西安事变，之后又成功地发起禁烟运动，得到蒋介石赏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要谋划者，被外媒称为“帝王身后的权力”“中国的头号白人”“中国棋局的幕后推手”。最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则披露了端纳在筹建飞虎队、谋划新生活运动、成立国宣处等问题上，进行的缜密探索。
另一位担当中国高层顾问者的媒体人，则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这位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苏格兰后裔，是正宗的医科生——1887年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然而，莫理循后来竟然放弃医科而成为一位媒体人，于1897年起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并且极力吹捧袁世凯。
1912年，这位记者先生转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成为袁世凯身边的红人。莫理循对早年的袁世凯堪称激赏。甲午战争之前，袁世凯担任大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在处理清廷对日关系上，强硬又不失计谋，让日本人极为头疼，甚至希望用满洲人当年对付袁崇焕的反间计来对付袁世凯。莫理循在回忆文章中对此大书特书。
辛亥革命期间，莫理循是第一个以“革命”一词向外部世界发出报道的西方记者。当时的西方对武昌起义持审慎的态度。《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莫理循电讯时，删掉了“革命”一词。在袁世凯称帝后，莫理循一再规劝他放弃君主立宪。然而，在回忆录中，莫理循又屡屡为袁世凯称帝寻找理由，认为当时如此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莫理循、端纳类似，另一位澳大利亚人田伯纳，作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大量收集南京大屠杀资料，不仅在报刊发表，还著有《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并于1938年6月在英国出版，引起轰动。此后，田伯纳长期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机构，却与大佬们交涉无多。
与莫理循、端纳、田伯纳不同，虽然海岚·里昂持有美联社记者证，但就整个生涯来说，他还是个“工科男”，从事过特技师演员、飞机机械师，以及张学良家随从、摄影记者等多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角色。
纽约追宝记
“我出38万，那个美国人马上出39万。等了将近10分钟，拍卖师米德先生落槌之前，我报了40万美元。可那位美国人‘一路追杀’，直到我报了一个将近50万美元的价格，对方才在接到电话后歇手。”
记者｜姜浩峰
仲春时节，上海长宁区一栋商务楼的咖啡馆，身处风口浪尖的杨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
“一听说纽约邦瀚斯有个‘海岚·里昂之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拍卖’，其中要拍卖毛泽东手书，我的大哥就非常兴奋。毕竟，毛泽东手迹在中国内地是国家一级文物，不能拍卖的。”杨先生说，他的大哥在苏州，是位书法家，特别喜欢怀素、米芾、毛泽东等的草书。杨先生奔着毛泽东手书去了拍卖会，谁知道从纽约带回来的，竟然是一大堆旧照片、书信、明信片甚至密码本，可就是不见毛泽东手书。
疾飞纽约探究竟
杨先生的哥哥由于事务繁忙无法前往纽约，2013年3月，杨先生立即筹资，从上海浦东直飞纽约，替大哥到拍卖会现场一探究竟。
“我老哥关照我，要我在飞机上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书法，我就带上了两本《毛泽东诗词》手迹本在飞机上看。当地时间3月19日凌晨1点多钟到达纽约，天一亮，我就去了邦瀚斯。”
纽约邦瀚斯的门面，位于麦迪逊大街580号，与古董商云集的57街交会，紧邻着苏富比和佳士得。接待杨先生的，是本次拍卖的项目主管、邦瀚斯公司古籍文献部主任卡萨琳·威廉森博士(Dr. Catherine Williamson)。她接过杨先生名片，首先问：“先生，您和杨虎城将军有关系？”苏州人杨先生摇摇头。随后，一行人来到地下室，探看毛泽东手迹。
“大失所望！”杨先生向记者感叹道。邦瀚斯图录中，所谓的手迹是“海岚·里昂之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拍卖”的第二号拍品，这封信只是一份手抄件，署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其中“彭德怀”“毛泽东”系粗笔签名，内文中亦有粗笔涂去两处，意为批改删节。
邦瀚斯提供的信息是——这三页纸所载信件，书写日期不详，估计为1936年4月，书写地点亦不详。收信人为汉卿将军，也就是张学良。粉红色薄纸张有些许纵向及横向折痕，轻微褪色。
杨先生认为，这封信件的手写署名中“毛泽东”三字，非毛本人亲笔。记者所见，这三个字与毛泽东后期狂草签名相比，确实不尽相同，但当年43岁的毛泽东之签名，与后期不同也属正常。看起来，这三个字与1930年代毛泽东的书写风格，也算一脉相承，是否本人亲笔签名，还有待考证。
博士卡萨琳·威廉森女士则认为：“不管怎么说，此封由彭德怀与毛泽东分别以红军领袖与红军政委身份共同署名的书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与张学良书面联络之信件，亦可能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书信开场，毛泽东赞扬‘少卿团长’对抗日救国的血诚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另一参加拍卖的国内买家称，在2013年3月20日中午的拍卖前，邦瀚斯发布公告提示——“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署名应为秘书代写”。最终这件拍品还是以45.8万美元的高价成交。
短兵相接夺珍品
当地时间2013 年3月20日中午12点10分，纽约邦瀚斯比预定时间延迟10分钟，举行了这场规模不大的拍卖会。拍卖师为邦瀚斯拍卖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运营官帕特里克·米德(Patrick Meade)。开始拍卖时，现场有19名竞拍者，后来竞拍者增加至30名左右，电话委托者大约5名。卡萨琳·威廉森女士对外称，参与今次拍卖的买家主要来自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共有30多人。但邦瀚斯拍卖公司按照常规的惯例，不公布买家的名字和详细信息。
仅仅一小时时间，8件(套)拍品全部拍完。
“第一件就是我拿下的。”杨先生不无得意地告诉记者，“这是李宗仁赠给张学良的密码本。当时拍卖会刚开始，就争夺得很厉害。最终，我以包含佣金共2万多美元拿下。”
《新民周刊》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资料中看到，该本《明密码电报新书》抬头写“汉卿兄惠存”，落款是“李宗仁敬约 廿二年二月廿日”，也就是在1933年。此时，李宗仁和张学良都已在蒋介石麾下，但李宗仁此时在广西拥兵自重，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南宁绥靖公署主任，推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维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
1933年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下令进攻热河。18日，张学良正与宋子文在热河前线视察。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同日，27名东北军将领由张学良领衔从承德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唯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呼吁全国一致支援。23日，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就日军侵入热河事，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面递日政府备忘录，指责张学良有抗日行为，与“满洲国”主权相抵触。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写下《哀沈阳》诗句，其中“翩翩蝴蝶最当行”一句，隐射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曾与张学良过从甚密。胡蝶后来被军统头子戴笠收为情妇。而胡蝶有一个女儿胡友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1966年在北京嫁给了丧偶的李宗仁。当时李宗仁75岁，胡友松27岁。
1933年时，桂系李宗仁与张学良交换密电码是何用意？可以说，里昂旧藏的拍卖，又给研究者带来了新的信息。
第七份拍品——海岚·里昂珍藏，是杨先生最为看重的。他虽然在探看展品时，没能看到想象中的毛泽东书法，有点失望，可在仔细看了所有藏品后，直感到此行不虚。“不单有里昂自己的东西，还有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几十页原稿，系该书在纽约出版前关于西安事变的补充文章，我认为整个来说第七件拍品最具历史意义。”
时隔一年，杨先生仍为当时的争夺而兴奋。“我认为，不买第七件，其他拍品都是孤立的。所以我只在第一件李宗仁与张学良密电码上拍时，以2万美元拍下，然后就攒足了劲拼这一件，毕竟我只带了100万美元。”
“拍到30万后，只剩下两个竞拍者。我出38万，那个美国人等了几分钟才出到39万。等了将近10分钟，拍卖师米德先生落槌之前，我报了40万美元。可那位美国人‘一路追杀’，直到我报了一个将近50万美元的价格，对方才在接到电话后歇手。”
在现场观战的资深艺术评论家陈儒斌透露：“那次拍卖，大多数买家来自中国，现场有一名受理电话竞投的工作人员是美国人，但我很清楚他能说非常流利的汉语。”据《新民周刊》记者多方了解，这位与杨先生竞拍的幕后者，系去年红遍微博的一位“大V”。
第八件拍品系一本酒红色封面精装本的《西安半月记》，有宋美龄亲笔签名和印鉴，亦被杨先生以1.5万美元收入囊中。
拍卖结束后，项目主管卡萨琳·威廉森博士称，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后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自己的态度，而这个小小的笔记本披露了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内心想法——救国的初衷反而成了“误国”。
拍卖之后风波
为了此番拍卖，作为邦瀚斯公司古籍文献部主任，卡萨琳·威廉森博士和她的团队整整准备了两年。
“2011年的一天，我们接到位于南加州的一个拍卖联络电话，电话来自海岚·里昂的后裔。此后，拍卖公司组织了一个5人的专家团，其中包括两名翻译，经过两年时间的研究和精心筹备，终于成功举办此次拍卖。“威廉森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拍卖，邦瀚斯对拍卖结果非常满意。我很高兴能够看到中国珍稀文献的市场价值正在不断上升。”
西安当地媒体《华商报》曾经披露，西安事变纪念馆馆长林道琦在拍卖期间曾表示，“这些资料我根本没有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太珍贵了。但我们一年的经费也就百万，如果是几万元的史料，我们必然会买下，但这几百万的东西，我们肯定不行。”
西安文史研究专家、收藏家宗鸣安则称：“目前市场上，有彭德怀或毛泽东签字的资料一张20万左右，美国此次估价偏高。私人购买文献资料我一般都很积极，但这批珍贵史料私人很难买，价值太大了，而且这批史料如果在拍卖会上流失，将是重大损失。我只能通过媒体呼吁有关机构设法回购这批史料。”令宗鸣安没有料到的是，杨先生以私人的身份，拍得了里昂旧藏照片。
来自陕西旅游集团的项目顾问王友群对媒体称：“在获悉邦瀚斯有此拍卖之前，陕西文物总店曾作过宣传，征集延安和西安事变的历史文物，并在陕西的报纸上刊登征集广告，结果有读者将美国邦瀚斯拍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的消息告知他们，他们立刻组织了陕西、北京和美国三方面的专家和人员，研究这次竞拍的可行性，以及资料的珍贵程度，最后委托在美国的朋友参加现场拍卖。” 王友群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艺术怀有深厚的感情，曾经在2010年组织西安专家协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成功修复原来位于唐太宗墓的石雕“昭陵六骏”，对国内机构收集流失海外之文物，一直提供热心帮助。
对邦瀚斯此次推出的拍品，质疑声亦一直不断。比如拍卖方歇时，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副教授邵铭煌就称：“张学良留下的资料都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凡是学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大概都没听过张学良身边有海岚·里昂这号人物，被拍卖的信函没有说明是何时写的，所以必须有相当的佐证才能证明为真。如果是毛泽东、彭德怀共同署名，当初写信时理应有草稿、拟稿，然后才正式写成信函，被拍卖的信函若属真迹，中共中央应该留有副本。”
陈儒斌对此的看法是：“张学良留下的‘所有资料’确实都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但这个‘所有’，我的理解是张学良最后拥有的所有资料，但是张学良以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所有资料’，比如信件，写给收信人之后，自己就无法掌握了，而自己的藏书或者物品，也可以送给别人。其次，海岚·里昂作为一名机械师、保镖或者助手，这样的‘次要’角色往往不会被人们所知道。”同时，陈儒斌亦表示，“这些资料很值得深入研究，无论是其历史，还是材料本身的内容或者真伪。”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郭双林教授，在比对以85万美元成交的张学良笔记本文字，与张学良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字后，认为确系真品。郭双林称：“纽约邦瀚斯拍卖行拍卖的‘告别信’是否张学良手书，可以做如下比对——既然笔记本中记录的写作时间为1937年1月6日。我们可以查阅现存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张学良日记。哥大保存的这24本张学良日记，始于1937年1月1日，止于1990年12月31日，早年有中断。其中1937年、1945年至1954年，张学良记了两种日记，一种是32开的大本日记，一种是袖珍小本日记。想必当时张学良已经作了最坏打算，一旦大日记本被没收销毁，他还可以保留小本日记。在1937年1月6日这一天，张学良在两种日记本上都写有日记。”郭双林2009年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找到这两种日记，并且将相应日期的两种日记都拍摄回来。“从以上三张照片中的字迹来看，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从内容上看，同一个人同一天晚上写下的文字，在思想上应该有一致性，至少不会自相矛盾。查邦瀚斯拍品中有‘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误国’一语，而张学良在大本日记‘提要’栏写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余救国有心，处事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与邦瀚斯拍品中‘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误国’这句话相比，文字虽有不同，意思基本一致。由此我们认为邦瀚斯拍品系张学良的手笔。”郭双林说。
“在拍得珍品以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莉莎阮告诉我，之前，里昂的这位后人答应，将藏品捐赠给研究院。而拍卖以后，听说张学良的后人和里昂的后人打起了官司。”杨先生如此看待这批如今的自家藏品：“许多事物，没有发现时，觉得根本不存在。比如里昂旧藏里，最后一件藏品是1970年10月5日，尼克松写给里昂的信，信中称他是美利坚的在东南亚抗日的伟大战士！”
邦瀚斯拍卖行(Bonhams)创立于1793年，过去被译做宝龙拍卖行。邦瀚斯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庞大的拍卖行之一，专注于艺术精品及古董拍卖。
邦瀚斯拍卖行通过其在伦敦的新邦德街及骑士桥的两个主要拍卖场及5个其他拍卖场，举办不同类型的拍卖会，来满足不同爱好收藏家的各种需求。此外，拍卖会也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及波士顿；加拿大的多伦多、摩纳哥、中国的香港、阿联酋迪拜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多地举行过。邦瀚斯拍卖行全球共设有57个分门别类的专研珍藏部门，分公司遍布于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
第二件拍品，即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给张学良的信。
第三件拍品，系1936年8月9日中共方面写给“李毅先生”的信，共5页，另加一页国共两党主要人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张学良等35人的代名对照表。通过对照表可以看到，李毅先生就是张学良。内文以蓝色墨水书写，并有黑笔修改痕迹。纸薄，有轻微折痕、褪色，末二页有回形针污迹。
信中共列出十八点，说明如何劝蒋介石与中共合作。还详述了未来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亦即先在张学良军队的合作下占领兰州，继而出兵绥远抵抗日军。信中还称，此计划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趁蒋介石忙于弥平两广事变，加紧行动。两广事变，也就是广东的陈济棠联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于1936年发起的逼蒋抗日的兵变。信中强调，一旦任务成功，蒋介石将别无选择，被逼不得不与红军共同抗日。信中还附有一份“重要特务代名清单”，其中包含重要国民党、共产党及苏联特务工作者之代名，并标明“至八月十五日有效”。该拍品以包括佣金共362500美元成交。
第四件拍品系张群写给蒋介石的密件，写于1936年9月12日。显示了蒋介石当时正在与日方秘密斡旋。这也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公开发布的“严正声明”吻合。蒋在声明中提到：“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封信最后的成交价是含佣金6875美元。
第五件拍品，是手抄的《抗日救国协定》，有正本和副本，文字内容完全一样。信末有手抄的“一九三六年 月 日”，以及“红军代表 毛泽东”签名加印章，在“红军代表”之上的“东北军代表”栏，没有签名与印章，留下空白。邦瀚斯方面认为：“此《抗日救国协定》，原准备交予张学良签名，但终未能签成。”《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此一式两份的《抗日救国协定》，系继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协商后，由毛泽东亲自拟定并签署。文件开头写道：“在抗日救国争取民族生存之共同要求下，东北军代表张学良红军代表毛泽东互矢最高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而艰苦的革命斗争……”，随后明列协议之目标，亦即对日本武装抗战、保卫中国、收复失地；实现抗日联合阵线、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本希望张学良以东北军统帅身份签署此文件，然而张学良却在西安事变期间将文件交由蒋介石签署。国共最终未能签署抗日救国协定，然而张学良囚禁蒋介石12天后，国共双方也确实同意共同抗日，并且释放在抗日活动中被捕的人士。此项拍品最终以含佣金506500美元成交。
第六件拍品，是一本笔记本，载有张学良手书。
其中一段为：“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 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
第二段则是叮嘱家人，叮嘱兄弟子侄，大致是：“兄(父)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之计，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计。余只身来京，期了去，以救国家身，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愿留求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传弟、妹、子、侄、女、甥、儿全体。”言下之意，西安事变发展到后来产生的结果、影响，不是张学良最初计划的样子。而他之所以陪蒋介石到南京去，是为了使得事变不再“更生枝节”。
至于“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出典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公元322年，晋室重臣王敦起兵作乱，其弟王导及家族受牵连。为了请罪，一大早王导带着王氏子弟跪在宫殿门前等候皇上发落。这时周顗进宫，王导希望周靑能替他说些好话，便小声对他说：伯仁(周顗的字)，我全家一百多口，就靠你了。结果周顗就当没听见，昂首进宫去了。等他从宫里出来，已经喝得晕晕乎乎，王导和他打招呼，他不仅不理睬，还自言自语：“今年杀贼子，取个斗大金印……”后来王敦总揽朝政，为了是否收拾周顗，找王导问话，王导沉默不语。于是，周顗被王敦杀害。后来，王导在整理中书省的文件时，发现周顗极力维护自己，为自己辩白的奏章。又听说了那天自己跪在宫门时，周顗一进宫就激烈地维护王家全家，只不过没有在自己面前表示出来而已。联想到自己却在能救活他的时候没有伸手相救，他回家后才对儿子们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幽明之中，负此良友呀！”张学良手书中所谓伯仁，指的是谁，值得玩味。
对于这份手书，卡萨琳·威廉森女士称：“拍卖行最初的估计是4万至6万美元，经过50多轮争夺，最后被一名电话委托买家以71万美元买下，加上佣金，总成交额高达85万美元，成为整场拍卖中价格成交最高的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