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太平洋战争，美军攻占硫黄岛的照片；比如苏军攻克纳粹德国总理府的照片，都是事后摆拍的。我请沙飞的女儿来说摆拍，她说得很诚恳。”在陈立群看来，摆拍的照片，有仪式感，却没有证据价值。

　　记者｜姜浩峰

　　亲历了惊心动魄的史料拍卖后，杨先生深感老照片被严重低估了。“在美国，有底片的1930年代老照片，一张都有可能拍到几十万美元，即使是1970年代、1980年代冲洗的，也有相应的价格。”

　　原照与底片决定收藏价值

　　“温情与敬意，记录与见证。以第一手的历史影像为线索，来呈现一个个历史片段。”同济大学出版社《民间影像》以此为宗旨，已经出到第五辑了。

　　关于抗战岁月的影像，《民间影像》Mook的责任编辑陈立群也收集了不少，陈立群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民间老照片的研究。比如民国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儿子杨小佛拍摄的1937年8月12日的家。杨小佛为此为《民间影像》撰文《八一三弃家记》。由于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1930年代的上海东北角掀起一股开发热。杨小佛记录道：“上海特别市政府鉴于本市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商业发达地区均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为了另起炉灶，准备在江湾附近建立华界的市中心。”在市政府亦即如今的上海体育学院、图书馆、各局办公楼和准备召开全国运动会的体育场所建成后，还造了一座设备先进的市立医院。为了吸引市民来此居住，以上海兴业信托社的名义，征用土地，设计建造各种规格的花园洋房，价格大大低于租界。

　　杨杏佛先生于1933年初被特务暗杀后，家里的开销由杨小佛的母亲维持。为了圆儿子住花园洋房的梦想，杨夫人花了9000多元，订购了市光路92号的洋房，还在装修时将汽车间加层，让驾驶员居住。再花3600元买下一辆八缸的福特汽车。1935年春，杨家搬入新居，过上了有车有房的日子。此时，杨小佛在光华附中住读，直到1937年8月12日，他借了同学一台德国“思百步”相机回家，于午后练习摄影拍下了自家室内每一个房间。之后，杨小佛去了租界内的亲戚家，没想到一去不能返。第二天，也就8月13日，日军攻打上海，主攻目标中，就有江湾一带。接着，战事逐步升级，杨家住宅被日本人占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杨小佛住在广元路，他才听得如此消息——“你家市光路92号住宅已于日本投降前夕被美空军某大队B29型轰炸机炸毁。”

　　杨小佛的文章，由于有照为证，显得极具说服力，也极为震撼人心。

　　在《民间影像》的编辑过程中，陈立群甚至为了一张照片，到云南、东北，寻找原作者，或者镜头中人。陈立群告诉《新民周刊》：“第一手资料很重要，因为第一手资料与真实事件的关联性最大，证人和证据是合一的。拍摄者可以把拍摄过程讲出来。而镜头中人也极有价值，他们虽然不清楚‘咔嚓’那一下的过程，但对现场的了解，几乎是一致的。”

　　在《民间影像》问世之前，中国内地与老照片相关的出版物，首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民间影像》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每组照片都请原作者、亲历者或者原作者后人、亲密人士撰写与照片有关的旧事。比如，《衡阳守将方先觉》一文，讲述抗战时衡阳守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中将军长的方先觉的故事。图片和文字全都来自方先觉的公子方庆中。

　　同样，2007年，一批王开照相馆的老照片，从历史尘封的库房中重见天日。曾任王开公司总经理的孙孟英先生告诉《新民周刊》：“当时，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基特为找到我，因为郑先生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王开这批老照片，其中有一张年轻女子的着色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郑先生对我讲：‘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就是我的姑妈郑苹如。’”郑苹如是张爱玲小说《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是地下抗日工作者。她在王开所拍的照片曾刊登于1937年7月的《良友》画报封面，当时因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由于王开原照与《良友画报》一一对应，又有当事人家属指认，郑苹如照片很快就被确认。

　　真实，藏在照片的背后

　　有相当一批老照片，一眼就能看出系摆拍。这其中，除了合影、个人留影之外，还有不少以图片报道、新闻图片的形式发表过。那么，如何去求证“新闻图片”是否摆拍呢？

　　一方面，在于史料的发现，以及当事人的确认。比如有一张署名王小亭的老照片，反映的是日军轰炸上海南站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怀疑这张照片是摆拍的。市面上广为流传的这张照片，画面中是一个脑袋很大、衣衫褴褛的小孩，坐在铁轨上嚎啕大哭。1937年10月4日，美国最具影响的《生活》杂志，刊发此照，名为《中国娃娃》。据称当时全世界有1.36亿人目睹了这一画面。可在其他媒体上，人们看到有大人抱着小孩放到铁轨上的照片；还有大人将另一个稍大点儿的孩子抱到铁轨上，与哭泣的孩子放在一起。

　　那么，这些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出来的呢？1937年8月28日14时10分，日军由2架侦察机引导，6架轰炸机窜至上海南站上空，对车站进行俯冲轰炸，投弹20余枚。当时江西会馆正在遣送大批难民回原籍，加之其他难民，车站共有1800余人，当即被炸死250余人，炸伤500余人，沪杭铁路交通枢纽毁于一旦。

　　那一天，摄影师王小亭得知日军轰炸上海南站后，立即携带设备驱车前往现场。据王小亭后来回忆道：“铁轨上、月台上到处是炸死炸伤的人，断肢残体处处皆是，只是由于工作，才使我忘了所看到的东西。我停步装上片子，看到脚上的鞋子已满帮是血。我穿过铁轨，以燃烧着的天桥作背景拍了好几张全景，这时，看见一个男子从轨道上抱起一个幼孩，把他放在月台上后，又回去抱另一个受重伤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已经死在铁轨上。我在拍摄这幅悲惨的情景时，听到有架飞机又飞回来了。我迅速对着那个孩子拍完了剩下的几英尺胶片，然后向孩子跑去，想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但孩子的父亲回来了。”

　　王小亭用摄影机把这个场景拍摄成影片，然就从影片中选取一个镜头冲洗成照片，成为后来人们看到的经典照片。现在，在上海铁路博物馆里可以看到这份电影资料，因此，王小亭《中国娃娃》不是摆拍。

　　当然，摆拍同样也有价值。比如2007年，中国台湾收藏家徐宗懋从荷兰文物收藏家蓝柏处收购到一批抗战老照片，它们是国民政府中央宣传机构于抗战时期，向欧美新闻媒体发布的照片。无论是台儿庄与徐州的硝烟，还是长江南岸的激战、黄河决堤的悲壮，或是武汉抗战的精神、烽火陪都重庆、大后方的生产，许多照片宣传味道很浓，但整体来说，这批照片反映了1938年国民政府在武汉指挥战局，到迁至重庆的最初几年的活动。

　　由于中国内地经历了“文革”，这期间国统区抗战影像的真实照片弥足珍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以徐宗懋笔名秦风为标签的“秦风作品系列”，当读者在图册中看到现场抓拍的王铭章将军公祭、武僧集体从军扬起“佛”字军旗，怎不为这些岁月而动容？即使其中有一些照片系摆拍，也不磨损整体价值。

　　陈立群在编辑《民间影像》时，沙飞的女儿谈了对抗战照片摆拍的看法，沙飞是鲁迅最后留影、遗容的拍摄者、摄影记者。“其实，当时的摄影，创作目的是为了宣传。战地摄影，事后摆拍，也绝非中国才有。”

　　陈立群告诉记者，“比如太平洋战争，美军攻占硫黄岛的照片；比如苏军攻克纳粹德国总理府的照片，都是事后摆拍的。我请沙飞的女儿来说摆拍，她说得很诚恳。”在陈立群看来，摆拍的照片，有仪式感，却没有证据价值。

　　至于抓拍照片，是否就一定反映了全部真实呢？其实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抗战胜利后，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记者抓拍到了何应钦接受冈村宁次递交的投降书。由于照片中何应钦呈弯腰低头状，冈村宁次由于身高比何应钦高，虽然低头却站得笔挺，像是在俯视何应钦。后来，李敖在台湾不止一次揶揄何应钦，说他作为战胜国的一级上将、陆军司令，却一脸奴相。可也有人认为，这是记者摄影时抢拍的缘故，由于当时的照相机和闪光灯没有一分钟多次曝光、闪光的连拍功能，导致了后来的效果。“无论是摆拍，还是抢拍，当老照片背后的信息被挖掘出来，其价值就凸现出来了，这不是一种物权转移的价值，而是信息发掘、披露的价值。”陈立群分析说。

　　1.2006年2月14日，纽约索斯比拍卖的中国老照片《荷塘月色》拍出了290多万美元的高价，创出国际老照片价格新高的消息震撼了收藏界，也拉开了中国老照片收藏市场的潘多拉魔盒。

　　2.中国19世纪原版老照片的价格最高纪录是2008华辰拍卖影像专场拍出的6张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拍摄的圆明园原版老照片，成交价格为95.2万元人民币，每张超过了16万元人民币。由于这些照片清晰度高，拍摄技术先进，对圆明园零散石刻的归位和寻找都提供了重要线索，极具史料价值。

　　3.进入2013年，海外拍卖市场上的中国老照片则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2月底的时候，在纽约史往拍卖行(SWANN)推出的79张19世纪60至80年代的中国CDV名片照(card of visitor)，以6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单价700多美元(约合4000多元人民币)。4月18日，史往拍卖行的2013年春拍摄影专场落下帷幕，12件包含有中国清末时期老照片在内的拍品全部成交，总成交额达13.35万美元。

　　4.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于2013年5月14日举行“旅行、地图及自然历史”拍卖会，隆重呈献一系列中国百年珍贵老照片，包括历史上首张天津大沽炮台全景图及首张北京城全景图。本辑照片由摄影师菲力斯·比托(Felice Beato)于1860年拍摄，展现与今日中国截然不同、且为人所淡忘的景观与城市风貌。本系列18张照片中，最为瞩目的实为一幅气势磅礴的北京城全景图。这幅作品为摄影师于1860年10月24日在老北京城墙上拍摄，是历史上首幅北京城全景图，呈现出当时北京城以及紫禁城的内景面貌。此外，本辑作品尚包括圆明园、颐和园，以及北京其他风景胜地的照片，尽显旧时京城风光。

　　(整理  实习生李 睿)

　　制服，抗战中国的缩影

　　记者｜姜浩峰 图／秦风老照片馆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制服五花八门。比如国民党中央军的德国式钢盔，比如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都穿着一款源于普鲁士军服。事实上，近现代大多数中国军队的操典，都源自德国。

　　除此之外，部分中国驻印度军队，曾穿过英式制服。而非现役的童子军，大多数穿着英式制服。抗战后期，国民政府通过美国的租借法案，获得了大批美式装备。但从军官到基层士兵，仍穿着源于德国山地师式样的中式军装，而并非像一些影视剧中表现的——换装美式小翻领扎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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