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口村：“人民公社”的坚守
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坚持“人民公社”模式的崖口村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在遭到希望“卖地暴富”的村民的抗议后，这个靠地租补贴的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开始失去制度保障，愈发风雨飘摇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中山报道
“人民公社”，这个词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已模糊不清。
在中国，虽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深圳宝安区万丰村，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江苏华西村，但至今依然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完整保留公社基本体制的，却只剩中山市崖口村。
然而， 2011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经历了十五任乡党委书记的陆汉满离任后，崖口村的“人民公社”从村民的主动拥护逐渐变成被动保留。人民公社象征性的集体土地被要求“卖地分钱”的呼声日益高涨。
《小康》记者在崖口村采访时，无论普通村民还是村干部，都对“人民公社”的未来不知何去何从。“保留村行政体制”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位置该如何摆放，考量着新接任的村委书记谭伟钦。
集体劳动挣工分
京珠高速翠亨出口，离开高速路，可见崖口村牌坊。
还没有进入村口，便可看见成片的农田，虽已是冬天，但已经重新平整过的农田依然可以看出这是一块肥沃的稻田。现任崖口村村委书记谭伟钦对《小康》记者说，目前中山市有三万亩农田，南朗镇有一万亩，而崖口村便有三千多亩。“是中山市最大的农业耕作村。”
就在崖口村村委会旁边的球场上，十几个中年人正忙于收晒在水泥球场上的稻谷，村民陆海峰指着已下着毛毛细雨的天空对记者说，看样子大雨很快就要来，他们得趁下大雨之前把稻谷收起来。十几个人有的拿着扫帚把稻谷扫集在一起，有的用铲子将其铲进麻袋，大家各行其是，一幅繁忙景象。
“我们正在上班挣工分，没有时间招呼记者同志。”队长告诉记者，他们每天早上8：30上班到12：00下班，下午1：30上班到5：00下班，然后按照劳动强度和效率计不等的工分。
村民们仍以“社员”自称，村里的生产，几乎全部由各个大队队长来安排。崖口村共有13个生产大队，每天早上，队长都会在村里的祠堂门口，写上当天出工的地点、时间和具体事项，看到通知的社员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出工。
各项劳动获得的工分也不尽相同，比如收割稻谷时，由于劳动强度较大，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00－150个工分；而平时打药、施肥等农活，每人每天则得到20个工分。
生产队生产出的粮食不是直接面向市场，而是出售给村委会，由村委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现任崖口村村委书记谭伟钦告诉《小康》记者，近两年村里的粮食产量基本都保持在370万斤左右，其中150万斤是村民们的口粮，留20万斤作为来年的种子，其余200万斤将进入粮食市场。“粮食销售这一块大概有300万元的收入”。
每季稻谷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
2013年，村民平均每人的工分折换成报酬大约为17000元。由于各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可能不同，所以各个生产队每工分对应的分值也不相同。而社员之间，由于参加劳动时间完全由自己选择，收入也会不一样。
集体制度坚守三十年
崖口村是中山市南朗镇管辖的一个行政村，地处珠江口西岸，目前下辖8个自然村，设8个村民小组，分13个生产队，有910户，现有人口3296人，其中农业人口3269人，非农业人口27人。
这个村尽管是农业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但真正在村里参加集体劳动的仅有600多人，“大部分人都去外面工作了。”谭伟钦说，一方面现在村里的农业耕种基本都实现了机械化，用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另一方面外出工作收入会比在村里更高一些。
说起崖口村延续至今的人民公社制度，村里没有人会否认老书记“满叔”的功劳。
“满叔”全名陆汉满，小学毕业后，开始参加集体劳动，此后担任过记工员、大队的会计、公社文书等。1974年，34岁的他调回崖口当村支书，此后便一直连任。
1978年改革开放，全国都掀起包产到户的浪潮，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考虑到崖口的实际情况，由于当时强劳力都偷渡到香港、澳门，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崖口当年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万斤，但上缴任务高达163万斤，超过产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户，许多家庭可能连任务也完不成。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支持不分，但不分也要承担政治风险。以陆汉满为代表的村里党员等150多人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该决定获得了时任县委书记谢明仁的支持。
与珠三角其他村庄相比，崖口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陆汉满的带领下，村民即开始围海造田，拓展疆土。改革开放前村民逃港潮掀起之后，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这一工程被迫中止，而最初的围垦因为依靠的都是村民的肩挑背扛，进展也非常缓慢。
20世纪90年代，陆汉满再次带领村民围垦，这一次，他开始借助市场的力量——和一些大公司合作，由对方投资，围垦成功之后，村里再收取一定期限的租金，期满之后，围垦所得土地再归还给村里。所有的投资均由对方承担，合同期为18年，围成之后，头三年免租，第3到第15年，每亩仅收取100元租金，最后三年，租金继续优惠70%。但期满之后，公司需无偿将围垦的土地交还村里。这种方式发挥出巨大能量，1974年，崖口村的农业用地面积仅有5455亩，三十年后，面积扩大了6倍，达到了35000多亩。
在寸土寸金的珠三角，土地给崖口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仅在租金这一块，村里的收入就有1600万-1700万元。”谭伟钦说，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笔收入，村里才有能力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从生产队收购粮食，然后又以接近半价的价格将口粮出售给村民。
村里收入除了以工分形式支付村民劳动报酬之外，还承担起村里所有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修路、绿化等。除此之外，还将付很大一笔的村民社保费用。“村里要建祠堂，不需要村民交任何费用就可以直接建设起来。”谭伟钦感叹集体的力量好办事，抗风险的能力较强。
记者在村里遇到的多位村民都表示，虽然崖口村村民没有大富大贵，但大家都还衣食无忧。
这个被外界称为“最后的人民公社”如此安静地度过了三十几年。
人民公社制度风雨飘摇
但是，周边村庄的暴富，崖口村的村民并非熟视无睹。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愈发成为稀缺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与崖口相邻的村庄便开始卖地，一夜暴富的神话迅速发酵，崖口村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同寻常。
暴富的诱惑下，2000年后，崖口村开始要求“卖地分钱”的村民越来越多，公社的集体劳动虽然能给社员们一个温饱的生活，但在富得流油的珠三角，这样的生活远称不上富足。事实上，自1990年代后，村中的两极分化便越来越明显，那些出外闯世界的，在村中建起了一栋栋气派的小洋楼，而参加集体劳动的，则多数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起的一层小平房中。而在卖地致富的周边村庄，楼房建得更为气派，这些都在刺激着村民的神经。一向把土地视作神圣的满叔也明显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他认为，卖地收益是一次性的，后代人很难分享；土地是一个地方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一旦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地方的人也就丧失了最后的生存保障。
2001年4月，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有村民张贴出内容相同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是在搞腐败。此事甚至引来了镇政府的调查组，一个多月的审计后，崖口村重归平静——工作组没发现陆汉满有任何经济问题。
可是，“卖地分钱”的声讨并没有因此平息，2008年，中山市政府做出了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部署，崖口村正处在该市开发范围之内。根据计算，包括崖口村温泉在内9536亩海滩土地将作为度假区和房地产项目开发。基于保护村庄土地的传统思路，满叔不愿意土地一次性被征收，为了能给村民和子孙后代提供一份永久性的社会保障，经过与市国土局下属的土地储备中心多次谈判，村里决定以“出租”的方式使用该海滩。然而，如果将这近万亩的海滩一次性出让所有权，平摊下来，每人可以得到约14万的补偿，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夜暴富。
2008年7月23日晚，一千多名村民突然同时涌向村委会，将村干部团团包围，要求对此次租地行为作出解释，并对村干部进行各种语言攻击。此后，连续数天，天天晚上都有村民聚集在村委会周围。
一周之后，崖口进行了关于土地开发方式的股民公决，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对，满叔没有保住这一万亩土地。
如今，“翠亨新村旅游度假区”的高楼平地而起。
就在满叔“下岗”的2011年，外界传言最后的人民公社崖口村即将解体，引起上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深入崖口村调研后，最终得出结论——“解体不了”。
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的多位村民和村干部，记者明显感觉他们对人民公社欲言又止的态度，他们大多建议记者“晚上单独到村民家里聊”。
崖口村的未来何去何从，很显然，无论是崖口村村委还是相关政府，都不愿意放弃“崖口村人民公社”这块金字招牌——崖口因此名声在外，每年都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谭伟钦自2011年从陆汉满手上接任村委书记已近四年，他越来越感觉到要建设崖口村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前每年在村民社保这一块的支出只需要400多万元，村里还能承担得起，但现在社保交费改革了，一下从400多万上升到1040多万，而又不能让村民自己交，这让我们明显感觉到了压力。”谭伟钦说，收入没有增加，但仅社保支出便翻了一番。
为了发展村里的经济，谭伟钦决定引入旅游项目，他曾经多次与北京某旅游集团高层进行沟通，准备在崖口村建设一个大型的旅游项目，然而，最终因为建设用地的原因不了了之。“崖口村几乎所有土地都是农保用地，没法改变其性质。”谭伟钦无奈地说，以前崖口村是主动拒绝了中山市给予的建设用地指标，现在想要都没有了，只有等待下一个五年规划，重新申请。
“如果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思路，下一届村民也不会再选我当书记了。”谭伟钦说。
编辑：SN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