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松青把在纪委写的反腐文章集结成书出版。
在官场，范松青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人。
“我做这些事，领导看到不太高兴，认为我老是在找麻烦，想说又不好说，让领导很头痛；家里妻子也头痛，总是反对我，包括写提案、出书和接受采访，她只想求平安；我自己也很头痛，因为有很多无形的压力。”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告诉《决策》。
自从当选广州市政协委员后，范松青便相继抛出“官员财产公开”、“精官简政”等吸引眼球的提案，引发了一次次舆论风暴。他还主动公布自己的财产，被媒体称为“广东财产公开第一官”。今年9月，范松青又自费出了一本130万字的反腐书籍。
在体制外，很多人为他的这些反腐举动叫好；但在体制内，“坏了官场规矩”的范松青，每次都引来一身的非议，令很多人头痛不已。
从政20年的范松青一直“默默无闻”，临近退休为何会突然“爆发”？他又有怎样的“另类”官场人生？
“年轻气盛”
很多人不理解，身在政协和反腐“八杆子打不着”的范松青，为何会对反腐这么执着，但了解他的人知道，他人生中的重要节点和反腐都有关联。
范松青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零陵地委党校任教，本来无论是在党校做学问，还是去走仕途，都有大把的机会和前程，但范松青为了实现自己的“记者梦”，毅然放弃了“相对安逸、可进可退”党校教研室副主任，不顾亲友反对，跳槽到了“穷单位”地委机关报。
很多人觉得范松青“很傻”，说他是“从米箩里跳到了糠箩里”。
当时，报社新成立人手少，采编虽有分工，但不管是分外还是分内事，范松青总是抢事干：农业稿件不够，他就争着下乡；工业稿件少了，他就带头下厂；版面太呆板，他就亲自画个插图；校对缺人手，他就帮忙搞三校；报纸缺照片，他就边采访边摄影。
许多人称他是“多面手”，但也有不少人觉得他的手伸得太“长”了，他自己却干得不亦乐乎。特别是一些批评性报道，引起强烈反响，让范松青感受到当记者的激情与社会责任感。但没想到的是，他的记者生涯因一件小事戛然而止。
一次，范松青跟随地委领导去山里考察，一位瑶族老人好奇地盯着摄像机，这一幕被他拍了下来，还配了一首打油诗，准备在报纸上登出来。范松青自认为这幅照片没有任何问题，但上版后却被报社领导撤了下来。
他很不服气，跑到领导办公室去理论，两人甚至大吵了起来。范松青倔脾气上来了，撂下狠话，“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发，我就到中央、省级报刊去发。”不料，领导一拍桌子放话说：“如果发出来，我跟你姓。”
年轻气盛的范松青，只想着“不能输”，立刻就把照片和打油诗发给了《人民日报》。结果真发出来了，还用了很大版面，这让领导非常尴尬。公开与领导结下梁子后，范松青有意无意间总被“穿小鞋”，但他并没有服软。
一次偶然机会，他打听到报社从北京购买的印刷机远高于当时市面价格。一怒之下，他向当地纪委和检察院实名举报了报社领导，在当地引起轰动。
实名举报结果是石沉大海，而各种打击报复却随之而来，到最后连他自己都感觉无法在报社待下去了。范松青因此选择离开湖南，来到广州。
因为“反腐”，导致范松青的人生经历了一次转折。妻子让他再也不要干这种“蠢事”了，“实名举报这种事情，能做吗？牛脾气，会让你吃一辈子亏！”
如今回忆起来，范松青也觉得自己当时太年轻，脾气不好，“湖南人好吃辣椒，说话做事也是火辣辣的。”
官场生涯
到广州后不久，范松青又从“体制外”回到“体制内”，经推荐调入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1998年，43岁的范松青调入广州市纪委，开始了他的“反腐”生涯。
此时，广州市纪委机关急缺“写手”，而研究室工作主要是与文字材料打交道，特别是起草领导讲话、工作汇报和文件材料等，往往时间紧、要求高，几乎没人愿意来。在了解到范松青写过几十万字的文章后，便把他调到纪委研究室工作。
作为副处级纪检监察员，范松青在广州市纪委机关是出了名的“笔杆子”。那段为反腐工作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范松青看来，就是“经常加班加点，挑灯夜战”。
“在机关，一般二三十岁的人写文稿，三四十岁的人改文稿，四五十岁的人看文稿，但我早已年过四十，还是像‘拼命三郎’一样在挥笔不停。”范松青说，每到年底，别人忙着年货，他却在绞尽脑汁地写材料。朋友经常笑话他“写得鼻青脸肿”，“没见他当多大的官，却忙得很。”
他自感，付出与回报似乎不成正比。以前，不少同事都曾夸他，“写的是大材料”，但那些写“小材料”的，很多仕途发展都比他好。
范松青的性格似乎并不适合从政，他总结自己是“性格太急躁，说话爱放炮，工作干不少，费力不讨好。”他会在工作场合提建议，而且说话不绕弯子，不留余地，遇事容易冲动，点火就着。
“别人不敢说的，我来说。反正我已经给别人留下这种印象。”范松青说，他一贯的做人风格，就是有话则说、不平则鸣。这样的个性，也让他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官场生涯。
2001年，广州市纪委监察局开展竞争上岗，范松青报名竞岗研究室副主任，和他竞争的是一些科级干部。
范松青信心满满，他在竞岗演讲中，开场白就“高调”地表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相信我的素质、能力和水平，都完全胜任副主任的职位。”
结果，范松青第一次竞岗以失败告终。领导评价他，“优点突出，毛病也容易看出。有点迂，与同事偶有争拗；有点傲、公开标榜水平最高。”
2005年底，已是研究室正处级副主任的范松青，第二次参加竞岗。这一次，他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能骄傲”，演讲的主题是“有为才能有位，有位更要有为”，但低调也没用，他还是落选了。
两次竞岗失败对于范松青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也反思，自己的性格难以让他在官场上“游刃有余”，“迂和傲几乎意味着在仕途上很难进步”。
“官场上需要的是低调、埋头干活的人。”尽管本性难移，但在纪委近10年的经历，对他的改变也很明显。
“在机关，写文章要层层把关，领导生怕我的文章‘冒火’，总要把棱角磨去。久而久之，人有了惰性，也就尽量不去越‘雷池’。”范松青告诉《决策》。
“无心插柳”
2007年，52岁的范松青调入广州市政协。“在纪委得不到重视，反而被提拔到政协来了，和纪委‘八杆子打不着’。”范松青自己认为，这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虽然在政协官至副厅级，但范松青还是很遗憾，因为他对反腐很有感情，“到政协后，荒废了自己对反腐的心血”。
2012年，范松青意外当上政协委员，这让他感到很“幸运”，因为“找到了合适的说话渠道”，“这和以前在纪委工作有不同，那时候很多观点和思考只能通过文件表达，比起政协委员来说，读者和观众太少了”。
2013年“两会”，范松青提出酝酿已久的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并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调公布了自己的财产。没想到，这让他一举成名，成了“两会”上记者追逐的“明星委员”。
“也设想过会有一定的反响，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大。”有人说他这次是真“豁出去了”，但范松青认为这也是“无心插柳”。
早在2002年，范松青就写过一篇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调研报告，获得广州市委决策咨询研究三等奖，市委领导还做了批示，但建议随后都束之高阁。
这次因为有了“恰当的时机、恰当的身份”，而一石激起千层浪。起初，范松青还心存希望，能得到更多体制内官员，甚至更高级别领导的响应，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巨大的压力。
很多人对他冷嘲热讽，有人说他“这是搏出位，坏了官场的潜规则”，还有人拿他10年前卖掉的房子做“文章”。 同事批判他不从大局出发，不该变相给党委施压。领导批评他说，“要公开还轮不到你”。
一些朋友也对范松青表示不理解，快退休的官员都希望“平稳靠岸”，他为何反而做此反腐“壮举”。
“我这个人比较执着，走过的路也比较曲折，但我看准了要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因为我自信，我在纪委工作了10年，重点还是在防腐败法规研究。看得到问题的关键，不是信口雌黄，也不是心血来潮。”范松青也承认，如果再年轻10岁，可能会考虑自己的前途发展，而有顾虑。
无形的压力，让范松青变得谨小慎微。他女儿结婚，一桌酒席都没摆；岳父去世，特意挂出“谢绝礼金”的牌子。有人表示愿意赞助他出书，他也没有接受，“不能给人抓住小辫子”。
连接受记者采访，范松青都特意选择在周末或是晚上，“上班时间左右上下全是领导，看到有话都不好说”。
尽管如此，非议还是如影随形。今年，范松青把在纪委写的反腐文章集结成书出版。没想到，有人不是质疑他书中观点是否有问题，而是“鸡蛋里挑骨头”，议论他有没有利用上班时间、用公家的电脑和打印机来整理书，这让范松青很气愤。
“我无话可说。如果我在这里喝喝茶、看看报，没有任何人会说。话说多了容易遭非议，不说话、不做事反而没事。”在范松青看来，这就是官场的“潜规则”， “有些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希望你出风头，损害他们的利益”。
2015年“两会”即将到来，明年的提案到底写不写，范松青心里很矛盾，“要写领导肯定都在注视我，怕我写敏感话题，但我又不喜欢写一般话题。要说人家没有说过的话，要写人家没有写过的文章，才有意义。”
“领导总是说我忧国忧民，我说我是有点。像范仲淹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范松青的妻子则说，他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