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晁诚，福建厦门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两年写了6部小说。据报道，厦门不少单位特意买来他的书作为礼品，送给客人。 资料图
一位写小说的官员认为：身在官场，去写官场，最重要的就是把握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度
编辑整理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近日，河北廊坊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因为一部24万字的小说而走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小说《霾来了》引发了民众对于当下环保困境的共鸣；另一方面，则是李春元的官员身份。
事实上，官员写小说并不是新鲜事。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以来，仅在公开报道上提及的写小说的官员就有几十人，涵盖从副科级到正国级等级别，来自环保、文联、广电等不同部门，且其中不乏知名高产作家。
一头是百姓，一头是官场
2010年，作家王跃文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官员搞文学创作在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但“今不如昔”。
作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早在1999年，出身官场的王跃文便因一部官场小说《国画》而走红。王跃文曾在湖南省政府办公室工作过。在他看来，一个现实是，在数量庞大的官员群体中，鲜有作家。
不过，官员作家数量也并非像王跃文说的那样稀少。2008年，有媒体报道了陕西文坛的官员作家队伍。包括时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伟、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厅长李宗奇等高级别官员都出现在了名单里。
据陕西文学刊物《美文》副主编穆涛介绍，官员写作队伍在全国其他省份也有，但都没有像陕西这样形成风气。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
穆涛还提到，当地官员的作品大都以记叙历史文化、关注百姓生活的“手记”散文及小说为主。
法治周末记者也梳理发现，不少官员作家写的小说非常“接地气”。包括河北廊坊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的《霾来了》、时任吉林长春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发锁的《动迁》等官员所著小说均是如此。
而除了百姓生活，官场也是官员作家们在创作小说时所热衷的题材。
事实上，在《侯卫东官场笔记》《乌纱》《芝麻官悟语》等热销官场小说背后，均是供职于政府部门的官员作者。
比如，《乌纱》的作者汪宛夫就是浙江一名有着20多年工作经验的纪检干部，他在10年中创作出了10余部官场小说；而到2010年已7次再版的《芝麻官悟语》作者王敬瑞，则是山西一位老资历的副市长。
和专业作家不同，官员作家往往没有大把时间从事写作。因此，创作时间是官员作家们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少官员作家都选择晚上或者周末的休息时间进行创作，还有一些则是见缝插针地进行。
汪宛夫还自嘲是没出息的男人，“别的人一般应酬啊，出去吃喝总是有的。像我这样周末回家就把自己关进书房码字的男人少啊，所以家里人尤其是妻子是很支持我写书的，因为我很听话。”
谙熟官场常识与潜规则
说起写小说的初衷，“记录”“感悟”和“沟通”是官员作家们多会提到的关键词。
王敬瑞曾表示，自己一生中就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党和人民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办了些有益的事情，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第二件事就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感悟，写成了这本书，给年轻人留一些东西，也给自己留下一些东西”。
事实上，由于官员们自身所处的平台，听到看到的事情更多，而且小说的内容多和自身的工作经历相关，官员比专业作家更具创作优势。
在环保部门工作将近十年的环保人贺震这样评价《霾来了》：“抛开文学创作水平不谈，这部小说里很多情节都反映了现实。从环保工作角度来说，内容也比较专业。”
而在官场小说中，这种优势更甚。
曾任湖南临湘市副市长的作家姜宗福曾透露在他离开官场后写成的《我的官样年华》中披露了许多官场隐私。
“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在谈到官员签字潜规则时，姜宗福说。
汪宛夫也坦言，局外人很难去了解真正的官场。所以写出来的小说可能好看，但是在圈内人看起来就非常可笑，因为一些官场的基本常识都会搞错。
汪宛夫举例说曾看到过一本官场小说，名字叫《副省长的女秘书》。“一看这书名就知道是个外行写的，因为国家有严格规定，官员是不准配异性秘书的，写这本书的作者明显不了解这种官场内的常识。”
“我在纪检机关20年，具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很累，我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说信手拈来，不需要太多地去关注这个事情。”汪宛夫说，他小说中写到的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官场现象。
担心有人对号入座
不过，虽然二十多年的官场经历让汪宛夫有足够的素材去布局他的小说，但问题在于，小说是生活的比喻句，但是却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出来。
事实上，身为官员，很多时候写小说不仅是考量文字的功底，更是做人为官的智慧。汪宛夫就表示，自己在官场，去写这个官场，最重要的就是把握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度。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芝麻官悟语》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体现这种困难，他说：“这本书有点稀奇，因为这是一个最没有条件写书的人，在一种最不适合写书的环境中硬挤出来的。”
李春元也同样坦承，现实比他的虚构世界要丰富得多。这位长年做宣教工作的正处级官员深谙表达的分寸，而身边的人时常比他还要谨慎。经常有人提醒他，“李局长这个是不是写得太猛了”。他则吸纳民意，“再往回收收”。
尽管如此，李春元还是生怕有人对号入座，小说里的地域名称也用字母代替，“但还是会有人对号入座”。
作家刘毅十多年前写小说时还是一名正科级干部，他后来跟媒体坦言，当时小说中的人物根本不敢触及县级领导，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有人对号入座。
“如果我的小说人物写县级领导干部，因而被某个县委书记、县长对号入座，给我穿‘小脚鞋’，那我就很难过了。但是写乡镇不同，即便有人对号入座，或者对我不满，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刘毅说。
“特别是官场小说，尤其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从以前的作者来看，因为处理不好，惹了麻烦。其他小说写了真实的人物没关系，反腐文学尤其要处理好这种关系。”汪宛夫同样感慨。
和刘毅一样，汪宛夫过去的官场小说写的都是低层的干部，写处长、局长较多。后来的小说《国色》写了一个省级干部。他说，以前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省委副书记”，但是出版的时候去掉了，因为从出版角度看，“太扎眼”，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写了20年，写《国色》前封笔5年积累，才敢下笔去写一个省级干部。”汪宛夫说，做官做得越高，水越深，写官场小说也一样，写得越高，需要的道行越深。
大多低调，少数辞职
因此，或许是出于规避风险等方面的考虑，官员作家们大都比较低调，不仅外界不了解他们的具体身份，在单位内部也大多选择低调处理，甚至隐瞒自己的创作。
《侯卫东官场笔记》的作者张兵就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向外界公布他的具体身份。在2012年2月的一篇报道中，张兵当时的职务是重庆永川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2010年11月15日，“2010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在这个榜单上，24位上榜作家富豪都是大众熟知的作家，但因出版《侯卫东官场笔记》以190万版税位列22位的却是张兵的笔名——大众熟悉而陌生的“小桥老树”。
神秘的身份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小桥老树”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说自己姓张。“我并不想出名，我很害怕正常生活被打乱，也很害怕有人对小说中的情节对号入座，写作只是我的爱好！”
同样，汪宛夫也低调处理着自己写作的事情。身边的同事都知道汪宛夫喜欢写东西，但大家并不清楚他具体写的是什么，而汪宛夫在单位也不会和同事讨论自己的官场小说。即使书出版，汪宛夫也依然低调处理，并没有向同事赠送自己的新书。
不过，也有一部分官员作家对此并不避讳。
王敬瑞就曾明确表示：“我这个事首先是正事，而且里面没有一点点是让人读了有污染的。我这个人恰恰就是这样，既然是正事，做了就不怕别人说。”
值得关注的是，包括王跃文、刘毅等在内的官员作家也干脆选择辞去公职，专职写作。
王跃文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这样戏谑自己：“文坛中人说我是官人，官场中人说我是作家，用时髦话说，我是边缘人。其实，我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
2001年，王跃文终止了自己的尴尬地位。此后的王跃文似乎就此获得了职业与心灵的双重自由，保持着几年出版一部小说的产量。《梅次故事》《朝夕之间》等长篇小说及电视剧剧本《龙票》相继问世。
编辑：SN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