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出书
中央党校教授林 评论：“我们并不反对官员出书，这也是他们应该拥有的一项权利，因为官员群体也拥有著书立说的权利。但是官员出书不能越界，如果通过出书敛财，这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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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近年来，官员出书蔚然成风。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由于可以带来巨大利益，个别官员已将出书卖书视为敛财的隐蔽手段，卖书也成为“雅腐”的一种新形式。
卖书成个别官员敛财手段
据了解，官员卖书“雅腐”的形式有多种，有的官员利用职权，以出书为名与出版方进行以权谋私的交易；有的则利用手中的职权要求下属或企业购书；还有的则用公款买下以后再发下去。
以山西省临汾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月喜为例，他不仅使用公款支付个人图书出版费，还委托他人购买虚假版权页资料，套用书号，非法出版个人及亲友编著的图书16种共计8万册，从中获利43万余元。
相关报道称，除了自己写点文章，王月喜还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其写文章，然后署自己的名字出书。其中一套《曹端研究文丛》就有20多本书。
山西省霍州市原民政局长陈新华称，这些书的标价很高，但当地书店并没有公开出售，大都只能在一些企事业单位、市直单位中才能见到。多名举报王月喜的老干部也证实，为完成王月喜的“任务”，一些部门领导购书后，书款在职工工资中扣除。
同样“经营有方”的还有2010年落马的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相关媒体报道，张敬礼涉嫌受贿4起，共计118万余元，其中3起都是以强行“搭车”售书的方式受贿。
此外，张敬礼还涉嫌非法经营罪，2008年10月至2010年5月间，他伙同北京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廖洪炳印刷、销售非法出版物《寿世补元》一书第二版、第三版共计4.3万余套，非法经营额合计人民币2300余万元，违法所得额约1600余万元。
据了解，《寿世补元》这部内容涉及延年益寿、治疗各种疾病奇方的书籍正是由张敬礼本人编著，定价高达368元。
不过，这些印数动辄上万甚至数万册、书价高得离谱的官员“著作”，并非真的有很高的“含金量”。不少单位公款购买“官书”后，虽人手一册，但多成摆设。
就有媒体报道，当年为“取证”，举报王月喜的几名老干部曾进入多家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或者库房拍照。王月喜被“两规”后，这些书大部分进入了霍州的废品收购站。
专家建议立法约束
“我们并不反对官员出书，这也是他们应该拥有的一项权利，因为官员群体也拥有著书立说的权利。但是官员出书不能越界，如果通过出书敛财，这就有问题。”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评论称。
在评论员高福生看来，官员热衷出书，看似文化气十足的“雅好”沦为“雅腐”，成了贪腐官员大肆敛财的手段，此举绝非一般的不正之风，而是一种游离在文化与“高雅”边缘的新型腐败。
对此林喆表示，官员是公众人物，也是公共权力的掌权者，他们的出书行为必须要有制约。
中央党校党建部蔡霞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目前我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法规来规范官员出书，只有部分省份对于官员出书方面作出了规定。
据报道，早在2002年9月，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即明文规定，“领导干部不准违反规定用公款出版个人编著的图书或举办个人的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展览”。
2005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也明确划定领导干部出书的“红线”，要求“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牟取不当利益”。
蔡霞认为，不在国家层面立法限制官员权利，不对官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官员依然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其利益诉求。
高福生指出，遏止出书“雅腐”须多管齐下，除了要将地方“红线”上升到国家层面，依法规范官员出书行为，还应当将官员出书列入“重大事项报告”，就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作出公报式说明。同时，严格审查企业或下属单位购买官员“著作”情况，通过“倒查”发现出书官员的腐败迹象。
还有评论进一步指出，无论腐败怎么换“马甲”，归根到底都是权力出轨。因此，根治“售书腐败”，归根到底还是要盯紧权力、限制权力。
(本版资料来源：《华西都市报》《法制晚报》《中国青年报》等)
编辑：SN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