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一批像贝熙业一样的法国学者、外交官、军人带着对东方古国的浪漫想象，来到“像月球一样遥远的中国”。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技术和善意，也在无意中介入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成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亲历者。
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却黯然回国，其后逐渐被中国遗忘。直到近日，一部《贝家花园往事》纪录片的筹拍和播出，那些不该被淡忘的历史才得以重见天日
本刊记者/周凤婷
在被历史遗忘半个多世纪以后，贝家花园和它的主人才开始被人想起。
去年，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提到一个过世已久的法国人， “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叶……”这个在1954年被遣送回国的法国医生贝熙业，在隔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以功臣的形象被这个国家首肯，并成为中法友谊的一个重要符号。
贝家花园的星期三
1913年到达中国之后的42年间，贝熙业历经晚清、民国、抗日、解放，处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漩涡中心，他在这个国家得到了声誉、财富和社会地位，还有一个中国年轻女子的爱情。
贝熙业擅长外科，到京后不久，他为腰部生疽生命垂危的官员开刀去毒，官员两个月之内就康复了。这在当时依然对西医持怀疑态度的中国达官贵人中轰动一时，贝熙业成为京城上流圈子争相邀请的西医大夫，他的患者包括孙中山、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等。
贝医生被称为“皇帝的医生”。作为袁世凯医疗顾问，他获得过袁世凯亲自颁发的三等文虎勋章。这是1912年底设立的一项勋章，专门奖励陆海军功勋卓著的将士，但颁发给外国人则只有大总统才有特权。1916年6月，袁世凯患尿毒症惊惶弥留之际，贝熙业为他进行了最后的手术。
除了担任私人医生，贝熙业还身兼中法两国政府的数个公职。根据留下的资料推测，仅北京大学校医一项月薪就达200大洋，再加上诸多顾问、医官、院长、教授的头衔，贝熙业当时一个月的收入合起来可能是一笔天文数字。
贝熙业全名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熙业，1872年生于法国山区新浴堡市，毕业于海军医学院，获医科博士学位。他曾以军医身份先后到印度、波斯等法国在亚非地区的殖民地。在1913年到中国任使馆医官时，贝熙业已经41岁。
贝熙业为人豪爽，每逢周三，他都会在位于使馆区不远的大甜水井16号的家中举办沙龙，款待中法友人。沙龙上，美食、茶点、烟酒齐备，宾客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
前驻华大使毛磊这样描述沙龙：
“大家见面，问候寒暄，交换近来的种种消息。人们谈论的内容，不外是这个处于危机之中的国度一周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京城里的尔虞我诈，以及外省的形势变化；多为宾客们旅行与活动的所见所闻。最后，还要根据《北京政治》月刊发布的消息，互相报告哪些人要走了，哪些人抵达了。”
宴会来宾名单中不但有法国文学家谢阁兰，汉学家铎尔孟，外交官阿历克斯·莱热，也有许多民国名流，特别是有赴法访问或工作经历的人。他们中有北洋政府要员，如曾任总理、外交总长的孙宝琦，曾代理国务卿、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容龄和她的姐姐德龄；也有支持孙中山国民政府的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等。沙龙中的中法精英还曾掀起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勤工俭学运动。
1923年，贝熙业在北京西山地区亲自设计建造一组中西合璧的花园建筑。建筑分为三组，一座欧洲城堡式石楼，五间中式厅堂和餐厅，以及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和花园。当地人称“贝家花园”。贝家花园对当时的使馆区的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因为从城里骑马至西山，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此后，位于城内的周三沙龙逐渐移至西山的贝家花园。西山也逐渐成为中法精英聚会活动的主要地区。
特殊的中间人
1915年6月，“民国四老”之一的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劳动者之智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在好友铎尔孟的邀请下，贝熙业也加入其中，担任中法大学法国方面的董事。贝熙业在法国驻华使馆中官阶高，医术高明，在中外圈子中备受尊重，因此，许多需要法国人出面组织的事情基本都由贝熙业牵头。
1919年3月17日，日本因幡丸号从上海黄浦江码头起航，第一批89名中国勤工俭学生乘船去法国留学。1919年至1920年间，共有17批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当中涌现了许多革命先驱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周恩来和邓小平。
那时的贝熙业，还负责为赴法学生进行体检，填写体检报告，并代表法华教育会为他们签发赴法推荐信。他因此与周恩来等人结识，并成为朋友。
在贝家花园碉楼的底层铁门门楣上，有一幅小石匾镶嵌在墙上，上面是李石曾题写的“济世之医”四个大字。除了达官显贵，贝熙业也为普通百姓治病，费用全免。贝家花园山坡上的碉楼原本用来防御，贝熙业将其改建为为村民治病的诊所。
1932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得到教育部认可成立时，邀请贝熙业出任首任院长。在贝熙业担任院长的6年时间里，震旦大学医学院奠定了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震旦大学医学院与其他医学院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中国医学界数位专家和学科带头人都来自这里。
二战期间，日本入侵中国后，贝家花园觥筹交错的生活被迫暂停，但贝熙业并没有停止和中国友人的互动。
贝家花园与平西抗日根据地相接，日本兵不敢轻易对法国人进行搜查，因此贝大夫受朋友的委托，承担起秘密运送平西根据地所需药品的任务。贝熙业在城内和西山的两处宅第成为平西与北平城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贝熙业所做的这些事情都不为人所知。只有在史料中有零星记载。
《北平人民八年抗战》一书有这样的记述：帮助地下党黄浩经北平西山运药的，还有一位法国朋友贝熙业大夫，五十多岁(年龄有误，1940年贝大夫已近70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从城里到妙峰山下，行程数十里。后来他买了雪铁龙小汽车，开始用自己的小汽车运药。贝熙业甚至亲自秘密为八路军做过手术。
突然成为“不受中国欢迎的人”
抗战胜利，国共交恶。1948年底，通往西山的路被切断，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人心惶惶。法国大使馆要求在华法国人撤走。
而此时，贝熙业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春秋他身着长袍大衫，夏天则麻衫布鞋，手摇蒲扇，已经完全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他离不开北京，甚至和老友铎尔孟在西山买了一块墓地，打算终老于此。
贝熙业没有离开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虽然局势动荡，但贝熙业对新的政权充满信心。共产党的多位领导人，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当年都参与赴法勤工俭学，贝熙业曾为他们进行行前的体检，算得上故交。
他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而此时，贝熙业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春天。经过将近十年的接触和交往，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中国姑娘吴似丹登记结婚。
然而形势并没有他想象的美好。到了50年代，法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留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已失去了外交地位，贝熙业也失去了教授和校医职务，只能成为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不少熟人和朋友依然找他看病，北安河一带的村民有了病也照旧来西山贝家花园。
坏消息接踵而来。建国后破获的多起间谍案的主角，都与贝熙业来往过密。1954年6月，82岁的贝熙业遭遇了严峻的危机：行医执照被卫生局收回后，他在中国居住的合法性遭受质疑。
当时贝熙业只有两种选择：加入中国国籍，或者离开中国。
同年7月，贝熙业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写道：“我把中国当做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我认为自己配得上作为这个国家的客人。我在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我希望在乡间与爱我的妻子一起度过残生，不愿意离开。当中国抵抗外国的侵略，我们共同敌人的侵略，这时，我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的检查站，提供药品，治疗共产党战士，给他们做手术，并把他们藏在乡间的房子里。我冒着最大的危险，把城里的情报人员转移出去。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但是除此之外，我仅仅只是做一位医生应尽的职责，而不管其他任何事情。”
作为军人，贝熙业不愿意放弃法国国籍。8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被迫回到法国，“重新开始”。
“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
1954年10月，贝熙业离开中国时，身上被允许带30美元。他有五箱古玩被海关禁止带出境，至今保留在法国大使馆。离开的时候，贝熙业带走了手稿、照片、奖章、证书、书信、书籍，以及一个装着蒙古云雀的鸟笼。
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妻子吴似丹得以与贝熙业同行。
回到法国后，因为经济窘迫，贝熙业只能带吴似丹回到奥维涅村庄的沙特拉夫。奥维涅是个山区，村庄只有400多口人，这是贝熙业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一别60多年，曾经辉煌，如今却落得一贫如洗，贝熙业重新回到人生的起点。
吴似丹是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生，出身名门，是被伺候惯了的小姐。但她不得不适应砍柴种地的生活，同时要照顾年老的贝熙业。他们建造了一座小木屋来安顿自己，门前一条小河，他们的儿子路易记得母亲喜欢坐着看远处的山，她觉得那儿很像北京的西山。
1958年贝熙业去世，吴似丹34岁，路易才3岁。那一年，中国正经历大跃进，吴似丹与北京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困难。有一次电影院放映中国电影，吴似丹看到中国的画面，听到中国的音乐，失声痛哭。
在奥维涅这个小村庄，人们看路易这个混血儿的眼光是异样的，同学们都叫他“小毛(泽东)”。所幸，路易聪明，学习优异。他选择跟随父亲脚步，在15岁时考上了海军医科学校，从此离开奥维涅。
吴似丹余生都守着他们最后的家，一直到89岁去世。她内向、孤僻，很少与外人来往。贝熙业去世后，她靠卖画和给人打零工补贴家用。她不让儿子学习中文，也很少对他说起那段中国往事。
如今，西山脚下还有村民能回忆起贝家花园曾经的主人是个法国洋人，但他到底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是何来历，已经鲜有人知。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段风云历史就这样被逐渐淡忘，只剩废弃的贝家花园隐隐透露着这里曾有不凡的过去。贝家花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闲置，门窗用砖块封住，屋内漏雨破败，屋外荒草丛生。
直到 2013年5月，贝家花园被北京市名城委员会办公室列入保护试点，在海淀区政府的主持下修缮一新。2014年4月，路易第一次回到西山，走进父母相识相恋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在他回北京的前一天，到访法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意接见了他。
在整理资料过程中，路易发现一张父亲写于1953年的便条：
“我刚刚翻阅了我的资料，它们未加整理，我已习惯了这种杂乱。
我关上抽屉，也许永远不会再打开它。
我忽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或孙子辈会再看到它们，会因此知道这里面珍藏着我在中国漫长岁月中得到的小小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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