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经济专家

杜大伟

　　走进杜大伟(David Dollar)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室，让人先注意到的是满桌的研究报告。成叠的淡黄色文件夹几乎铺满了整张桌子，他有些羞涩地解释说“已经整理过了。”

　　杜大伟看起来不像个官员，相反他充满了学术味，他说自己就是个经济学家，“做研究来解决问题。”

　　杜大伟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的资深研究员。2013年从北京回到华盛顿，他是智库里中国经济及中美经济关系研究的领军者，最新的关注是中美投资贸易协议的谈判。

　　2009年至2013年间，杜大伟曾任职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在任期间他推动了中美之间有关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对话，包括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美国财政部和中国经济决策者间各个层面的频繁交流。2004年至2009年，他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九年的中国经验，让他踏实地体会了北京的生活，当然还有北京的空气。这也是整场对话唯一让他深深摇头之处。他说，他从不担忧中国经济放缓，但要怎么转向更有质量的“新常态”，才能真正造福人民百姓。

　　“现代化的服务仍然非常差”，“公交太挤了”，他直言，北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但城市生活质量仍没有国际水平，包含金融服务、网络、媒体、电信等诸多方面，“只有开放竞争才可以促进进步。”

　　他说，世界其它大都市东京、纽约、曼谷、首尔都在成功提高了城市人民的生活质量，可北京仍然在这条路上举步维艰，“提高开私家车成本”、“全面投资电动、天然气公交车与出租车”、“撤离与管制在北京150公里内的主要污染工厂”、“提高大众运输的便利性”，这些措施看起来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实现。

　　“听起来很容易，可为什么做不到呢？对我们经济学家来说，谈论解决方案总是容易的。但你要知道，每种方案都会有赢家与输家。”杜大伟说，他看到中国仍有庞大的钢铁产业营运旧模型，若快速转型，会有人“不开心”，“所以我看政治上，也是不容易的。”

谈两会期待：3方面需重点改革

　　新浪：对于即将到来的两会，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杜大伟：中国新的领导层在三中全会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我认为整个决议相当全面，且涵盖许多领域。特别重要的改革，第一是金融部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时期维持低利率，大量信贷流向不同的项目，现在中国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危险的地步，许多部门产能过剩，旧的模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中国需要迫切的金融改革，最关键的就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强化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理性决策机制。第二是户口改革，这能控制人的迁移。许多农村人移居到城市里工作，却只能住在工厂或宿舍里，无法带着小孩与家人安居。中国正在走向一个消费经济的阶段，应该欢迎更多的人带家庭到城市里生活。第三则是开放服务业市场。过去，中国只在制造业领域敞开大门，但如金融、电信、媒体等服务业都相对封闭。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到，中国要开放更多部门吸引外国及私人投资，我认为服务业就特别重要。

　　新浪：你提到的这三个方面都是从三中全会以来就提出的改革重点，你怎么看目前政策落实的进展？

　　杜大伟：我认为这些政策在执行面的进展情况不一。比如，金融改革已经在向利率市场化的方向走，未来一年里，会有更多重要的举措，如中国将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这将会很清楚地说明系统的风险分布，也意味着更有规范的金融体系。在户口改革方面，三、四线城市的限制放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允许人们移动到三、四线城市并不是很大的改变，也没什么效果；真正有利的是慢慢解除到二线、一线城市的移动限制，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什么变化。至于开放服务业，也还没有进展。上海自由贸易区列举了负面清单，但能吸引到的服务业部门的投资仍然有限。外国投资并不只着眼在上海或一个小的区域，这些外国公司希望放眼全中国的市场。目前中美正在洽谈的双边投资协议(BIT)，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让中国打开更多投资领域。

谈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好事

　　新浪：对李克强总理的经济学、“新常态”，你如何评价？ 你觉得什么是“新常态”？

　　杜大伟：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且非常重要的概念。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出口和投资，但这个模式已不能持久。投资曾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目前我们看到大量的信贷在房屋市场，有那么多的空房。然后有那么多的地方政府基础建设，这其中很多都是好的，但也有很多机场、公路几乎很少使用，所以我认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摆脱旧模式。

　　“新常态”会面对一个较缓慢的经济增长，大概在6%到7%，这也仍然是非常好的了。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更多地依赖消费，因为投资正在自然地放缓，因为到处都在逐渐产能过剩，而且不再有那么多的投资机会。出口已经放缓，因为国际市场不再增长地那么快，中国也很难再维持高的出口增长。中国需要依赖更多的消费，这对中国人民是好事，生活需要过得更好，包括更长的假期、更多出国旅游、拥有一个更好的家、家家户户有汽车、送孩子上大学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学上衡量消费的指标。

　　新浪：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担忧的，但你看来是比较乐观的？

　　杜大伟：我不担心中国经济放缓。中国若用过去的方式，也就是仰赖大量投资推高经济增长，那样只会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在目前改革进度上，我的评价就没有这么乐观，因为虽然有好的改革方案，但进展的速度过慢，我鼓励中国应加快改革，这才有助于走向“新常态”。

　　新浪： 中国政府反腐改革上加大力度，许多官员因此下马，你怎么评价？

　　杜大伟：腐败是中国一个严重的问题，认真地面对它是件好事，这也将让经济可以更有效地运作。我担心的是(反腐)的长久性，因为应该要有整个系统上的变革，比如官员及其家人申报收入与资产，或是开放媒体有独立调查及出版的能力。在很多国家的反腐经验中，媒体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新浪：你说的“系统上的变革”是指什么？有什么国家的经验是可以学习的？

　　杜大伟：目前已经有很多措施，比如中国财政部长提到要让地方政府更透明，包含财政预算。但要更具体实行，如果能让公民对于政府的花费一目了然，可以形成一种监督模式，对一些无用的计划造成压力，进而将腐败排除在外。

　　新加坡会是一个好的例子。人们忘记了新加坡在过去曾有多么腐败，但他们做了重要的两个变革，一是提高政府官员的薪水，如果在如此体面的薪水条件下还腐败，那就会给予官员严重的惩罚。二是建立透明的预算系统，如我们前面谈到的。中国是一个比新加坡大得多的国家，我认为要全面提高公务人员薪水较难做到，但还是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

谈“一带一路”：经济与外交的双赢

　　新浪： 2015年，中国将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希望开拓更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你怎么看这样的计划？

　　杜大伟：我是经济学家，这个政策我会从经济的角度上看，我认为相当重要。丝绸之路向中国的西部发展交通、贸易、输出商品与资本，解决经济上产能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向中国南海及马六甲海峡、印度、欧洲方向发展，坦白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交通路线了，我认为海域的安全也是重要的议题。这也是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比如打击海盗，促进基本的公共利益，这会让中国及其它一些小国家都从中受益。所以“一带一路”在经济和外交上可以是双赢的。

　　新浪：中国还计划在这个区域成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IIB)，这一点美国在一开始的反应不是很正面的，认为可能对现有的世界金融机构构成挑战。你曾在世行工作，怎么看这个新的银行？ 

　　杜大伟：我对AIIB的态度是正面积极的。在亚洲，对基础建设融资有很庞大的需求。现在已经有大约25个国家签署AIIB，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AIIB能够补足目前已有的世界发展银行及基础建设融资金融体系。我认为要取得成功，在透明度方面很重要。AIIB要在丝绸之路、中国南海或往印度洋的各个国家发展融资项目，人们会希望了解这些融资项目的细节、对环境冲击的影响等等。所以我认为遵守现有的国际准则是必须的，而我对AIIB目前的进展感到乐观。

　　至于美国，你说得没错，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一开始受到了美国的批评，但现在美国已经对AIIB表示欢迎。美国提出的担忧是如我谈到的，在关于透明度及环境标准的规范方面，美国建议亚洲的盟友们要看仔细。但现在很多美国盟友如新加坡、菲律宾都已经加入了AIIB，我认为亚洲对此的态度是正面的，美国的态度也在转变，告诉盟友要试图推动该银行遵循国际标准。

　　新浪： AIIB是否会对世行、亚洲开发银行造成威胁呢？

　　杜大伟：这些银行都对AIIB有正面的表态，并表示愿意提供协助。我所知道的是，AIIB也要求一些帮助和技术援助，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积极响应。就我个人看来，AIIB对其他世界银行不是个问题，在亚洲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现有的银行无法满足，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在一些重要的项目上合作、或共同融资，每家银行都可以发展它的特点。

　　目前，全球性的世界银行有它的优点及缺点。优点在于它着眼于整个世界的经验，缺点是处理很多不同国家的问题较缺乏弹性。AIIB在声明中表明，会把重点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如果AIIB做得非常好，亚行和世界银行也可以从中学习。

　　新浪：美国在亚太的参与也展现了野心，包括这几年极力推动的TPP。有观点认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是为了制衡中国，你同意吗？ 

　　杜大伟：我不同意。我看到的是过去美国在中东涉入过深，且主要是军事安全上的顾虑。但现在的整个“再平衡”是由安全转向经济的。TPP就是整个“再平衡”政策的核心，TPP是告诉亚太国家，美国将继续保持在这个区域的参与，并对资本、商品、人员流动保持开放，并为亚太带来更高的标准，让大家都能透过贸易与投资成为更富裕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区域安全意义。

谈政府执政：经济表现优秀、改革速度偏慢

　　新浪：对中国本届政府的执政成绩，你会怎么评分？

　　杜大伟：这很难，我想首先要分成不同部分来谈。在宏观经济方面的管理相当不错，我会大概给A-，现在全球大环境艰难、欧洲、日本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仍然在去年维持在7.4%。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不需要10%的经济增长，但目前整体增长情况是良好的，而且低通膨，我给宏观经济调整很高的评价。在改革部分，我会给B的分数，毕竟已经有了一些成就，但是速度太慢，而且要着重在关键领域，比如打开服务业市场，让更多竞争促进改革，包括我说的三个领域，金融、户口、服务业。我提到的这三个领域都非常重要。我在北京住了九年，现代化的服务仍然非常差，这包含金融服务、网络、媒体、电信等，开放竞争可以促进进步。

　　户口改革，我认为这对中国非常重要，让人们可以自由地移动到沿海城市，能增加产值，不只是北京、上海还有苏州、杭州、福建、广州、深圳。这有很多的好处，但这些城市都不愿意让更多人进来，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够大了。但实际上你跟国际上的都市比，他们并不是这么大的，东京比上海的人口还要多。看看中国很多内陆城市，其实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能容纳更多的人。

谈城市生活：北京还可以容纳更多人

　　新浪：你觉得中国的城市还能够容纳更多的人？

　　杜大伟：这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是重点在于管理。比如我们以大城市纽约为例，人们基本是不开私家车的，因为成本非常高，他们选择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出租车。很多欧洲国家在管理城市的经验上更出色，提供人们更好使用大众运输的环境、甚至脚踏车，比如荷兰有个非常棒的自行车步道，让人有动力做这样的选择。我认为设计一个高质量的城市生活，净化空气，这并不难做到。曼谷及首尔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

　　基本上，所有在北京的公交车和出租车，都应该规定用天然气或电力。然后，在北京150公里内的主要污染工厂，他们应该被管制或要求搬离。另外是让人们改变用私家车通勤的习惯，在世界的主要大城市，人们都是搭乘大众运输的。

　　新浪：对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大众运输工具在上下班时间总是很拥挤，而且空气又不好，人们常不愿意使用……

　　杜大伟：所以你要能够给人创造一个改变的动机，在大众运输方面投入更多投资。有一个聪明的策略是提高个人驾驶私家车的成本。比如在伦敦，如果你要开车进城，需要交大概20英镑的过路费用。政府可以运用这些钱投入到公众运输。中产阶级会想，我是要每天花那么多钱开车呢，还是使用有质量的公众运输呢？现在在纽约、东京这些大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是一些有钱人，都会选择搭乘地铁，这不仅便宜且方便。

　　新浪：在北京这么多年，你怎么看北京的地铁及大众运输？

　　杜大伟：太挤了，而且没办法方便的带你到要去的地方，这应该可以用一些快捷巴士改善，且应该有公交车专用道。我在纽约长大，每天早上你会看到人们从各个方向通勤到曼哈顿岛。他们必须要通过隧道或桥梁，这些道路在尖峰时刻会有专门只给公交车的通道，所以当人们在做选择时，他们会考虑，若自己开车，不仅要付高额的过路费，还会塞车，所以即使是华尔街的金融人士，他们也会选择巴士，进城可能只要20分钟，当你开车则是塞上一个小时。

　　有趣的是，中国如果着重在改善这些城市的生活质量，还能够产生一些不同形式的GDP增长，比如把投资放到电动公交车与汽车领域。修高速公路很容易，有钢铁、水泥这些建筑公司的需求就行；但当你想往电动节能方向发展，则会刺激中国这方面的投资，这会是一个很棒的未来。

　　新浪：听起来很美，为什么做起来这么难呢？

　　杜大伟：我也不明白，对我们经济学家来说，谈论解决方案总是容易的。但你要知道，每种方案都会有赢家与输家。现在中国有很庞大的钢铁产业，目前的经营并不是非常好，如果中国政府保持旧的模式，才会继续对这些钢铁有高需求；但如果政府政策转向，对这些产业及公司就会有威胁，工人也无处可去，这些行业当然会不开心，所以我看政治上，也是不容易的。

　　(新浪驻美观察员 唐家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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