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率先实现“电灯电话”的工人住房，现在蔓草丛生。

　　坡井已亡。

　　它是位于苏北的一座煤矿城市，因煤炭兴起而生，又因煤炭枯竭而亡。我家距离坡井只有一里地。那是我小时候对于城市想象的全部寄托。

　　我本来可以离它更近，成为一个矿工之子。上世纪70年代末，坡井刚开工建设不久，我们村南面的一大片地被征收。作为补偿，坡井决定从附近每个村子招收几名矿工。

　　这是一份当时人人都羡慕的职业。我父亲参加了坡井的第二批招工，并且顺利通过体检，挤进了五人录取名单。但父亲被人顶了包，最后只换来1050元征地补偿金。

　　至今，我父亲提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我的母亲对此感到很可惜。“矿里每个月工资有几十块，你爸要是有这份工作，你上学就不会那么困难。”她说，楼上矿工老张家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都有3000多块。

　　我当时意识不到这一点。直到1984年，坡井开始出产煤炭，才逐渐繁华起来。又过了几年，我上了小学，才渐渐感受到这些。

　　对我来说，坡井简直就是一座天堂。我用的文具，喝的汽水，吃的冰棍，都来自坡井。理发店、包子铺、饭店、商场、澡堂、医院、磨坊、学校，还有当时非常时髦的台球室、录像厅、电影院、舞池，这些看起来稀松平常却离我很远的东西，都可以在坡井找到。

　　我每次和小伙伴偷偷潜入坡井玩耍，哪怕只是在垃圾堆里翻翻，都觉得是进了一次城。坡井门前的大街，汇集了各种大小餐馆。这些餐馆都是本地人开的，目标客户就是工人。每逢工人发薪的日子，就生意爆棚；在工人下一次发薪之前，就一片惨淡。

　　在我的印象中，坡井人最早住上了楼房。他们住的楼房有六层高，而周围的村子当时全都是平房。

　　坡井关闭是在十五年前的春节。那时，正逢我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工人集体搬迁到另外一个矿井。这给坡井带来了灾难。所有工人楼房里的窗户几乎都被打烂，凡是带不走的都要踩上几脚，似乎担心后来人占便宜。

　　据我母亲讲，很多东西来不及带走，还是让一些“胆子大”的人发了财。几乎夜夜都有人潜入，运走那些残缺不全的钢材设备，转卖发了一笔小财。

　　大年初五那天，在一个雾蒙蒙的天里，一如此前夹杂着煤灰的空气，已经迁到另外一座城市的我回到了坡井。隔着一扇铁门，我把手机伸进去，拍了几张照片。突然一个中年人闯到我面前，制止我，“你干什么？这儿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他介意什么，他对一度繁华的坡井堕落至此讳莫如深。

曾经的理发店，门窗都被卸掉，外墙也已经剥落。

　　现在，它几乎成了一座“死城”，几乎全部都是遗址。理发店、饭店、裁缝店都已成断瓦残垣。曾经灯火通明的办公大楼，外墙上爬满了蔓藤，在冬日的阴霾下枯萎发黄。

　　电影院已经成为一座垃圾回收站。我在那里看过第一部电影，还看过一次公审公判大会。

　　台球室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门前曾经黑水横流的水渠被各种白色垃圾塞满，水塘早已干涸。

　　坡井唯一幸存的完整建筑是那座20多米高的水塔，现在成了坡井最高的建筑，也是唯一一座还在运转的设备。

　　自从坡井关闭开始，周围的村庄开始了对坡井的侵入。寥落的街道上，还开着门的，几乎没有一个属于原来的坡井。

　　一扇早已生锈的贴门上，贴着一副像是刚写好不久的春联：“地利人和，山清水秀”，昭示着仍然有人为它祭奠。

一扇早已生锈的贴门上，贴着一副像是刚写好不久的春联：“地利人和，山清水秀”。

　　坡井关闭后，周边村子恰好也开始了另一段历史。两者曾经一起互相依存，然后在新世纪经济大潮中，各自开始了转型。同样是走出去，只不过一个萎缩型关闭，一个是扩张型走出去。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似乎并无多大影响，他们开始逐渐走出去。

　　（应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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