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舍的灰瓦和不远处的高楼。

　　“几年前，镇上有个商品房楼盘打出广告，说‘向北8米便是市区’。现在，我们是出门右拐便是城市。”说起现在的生活，在村里生活了30多年的吴阿姨打趣说。

　　我的村庄郁宋村，位于上海闵行区东南部。2015年，作为上海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举措，小村正式划入了从浦江镇析出的“浦锦街道”。村庄与街道，乡下和城里，就如同村舍的灰瓦和远处的高楼一样，有些突兀，却又不失和谐地共处着。

　　换下跑鞋，扛上锄头，大年初三一早，80多岁的赵阿婆就麻利地收拾好“装备”，往离家不远的地里赶，“要趁着天好拾掇拾掇地里的小菜”。屋前屋后，远远近近的菜地里，不少身影也早已经忙开了。

　　早几年，修路、建厂、盖楼房，村里的农田已被征得七七八八。地被征走了，但习惯了种种小菜的村民却闲不下来。眼看被征去的菜地没什么开发的动静，大家便心照不宣地又在原来的地里种起了菜。“在地里忙了几十年，总想着要到地里看看，都习惯了。”

　　直到现在，不少已经动迁到新小区的人家，还忘不了这样的“习惯”，在楼下自家的院子里用花盆、木板围出一片“自留地”，一茬一茬地种着当季蔬菜。

　　只是，如今在村边菜地，很难再见年轻人的身影。“全家上阵插秧、收割，只是儿时对农忙的回忆了。”30岁出头在村里长大的小陈说，“现在要说对土地有什么情结，恐怕只是每晚餐桌上的那盘自家种的绿叶菜了。”

夕阳下，村口的小路与30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十多年前，大型电子制造企业进驻漕河泾浦江园。离园区不远房租低廉的村庄农舍，成了劳务公司安置大量外来劳动力的理想选择。平静的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腾房，改建，再搬进几张上下铺……几乎一夜之间，村上每家每户多了一个意想不到新的身份——房东。

　　后来，随着企业集体宿舍的改建落实，工厂的工人不再是村庄租房的“主力军”。但是，周边商业开发带来的租房需求却有增无减。出租房子，理所当然地成了村民们的“副业”。

　　从过去60元一张床位，到如今400-600元一间房，租房给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也带来了过去没有的烦恼。“人多了，村里环境不如从前好了，连地里的菜也常常被人半夜拔了去。”村民老陈说。

　　与这些生活上的烦恼相比，村民出租房的压力更多来自“拆违”。年前，街道就下发了拆违工作告知单，刚过完年就派人测量违建的面积。“拆了也好，拆了门前能敞亮些，说不定村里的环境也会更好一些。”做了十几年房东的村民，对这次“动真格”的拆违行动有些释然。

　　站在村口的小路上，向各个方向眺望，几乎都逃不开远处高高低低的大楼。对于在村里长大的小蔡而言，她对于村庄的记忆也似乎慢慢被高楼所挡住，“稻田没了，可以摸鱼抓虾的水渠没了，去年小学上下学每天都要经过的石拱桥也没了”。

　　但回不去的童年背后，并不全是伤感。与高楼共同包围而来的，是现代化的便捷生活。离家几百米就有两家大超市，步行10分钟就能到三甲医院，更别说2009年就修到家门口的地铁了。那种祖辈口里“骑两小时自行车去市区上班”、“到处托人找车去大医院看病”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住在村里，活在城里，已是村里年轻一辈共同的生活注脚。他们大多拥有体面的工作，工作之外，逛街、购物、看电影，和城里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我还是常常怀念小时候在田间地头奔跑的日子”，小蔡说，“可惜我的孩子这一辈，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乡村记忆了。”

　　（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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