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廷册封“圣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死者死于“教难”，是“殉道者”。

　　一位研究近代中国教会史的专家客观公正地指出：“西方传教士长期把义和团称为‘反教’的组织，把义和团运动打击殖民地教会势力称之为‘教难’，乃至把被义和团杀死的传教士、教徒称为‘殉道者’。这种观点至今仍流行于海外，在国内的一些教徒中间由于对历史的真相未加细查，也相沿成习地使用这些术语。应该确切地说，义和团反对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殖民地教会势力，如果说有‘教难’的话，是殖民地区教会有‘难’，这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结下的恶果。中国人民不允许某些传教士依仗列强的势力和特权为非作歹，并给予应有的惩罚，这是中国人民从爱国主义立场上得出的必然结论。至于义和团在斗争中的某些偏差。我们在看到了自称‘文明’的西方列强用极‘野蛮’的手段对中国人民反抗进行报复时，也就不会从单方面对他们过多地求全责备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岂止给宗教带来灾难，有多少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列宁在1900年曾经写道，“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企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基督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温驯出名的中国人愤怒。”10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些“温驯出名的中国人”愤怒地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是中国人“被迫发出的最后的吼声”。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1901年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些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历史已经过去了百年。如果义和团杀掉的几个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帮凶的罪有应得的传教士竟然可以“封圣”，被杀者是“圣人”，那么惩罚这些“圣人”者岂不就是“罪人”？这是站在谁的立场上，要为谁说话？列宁早就说过：“一旦这个假死人企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鸦片战争以后，教案比比皆是。自1856年西林教案起至1899年肥城教案时止，林林总总大小教案1500余起，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稍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发生教案的主要原因正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华侵略所致。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充当侵略中国的先遣工具，一些外国传教士则借助本国政府的武力及武力威胁，无法无天，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一些自甘投靠洋人的中国人加入教会，助纣为虐。曾国藩在《津案事出有因片》中讲到天主教发展教徒“太滥”，“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甚多”，教民仗势欺人，教士“曲庇教民”，“领事曲庇教士”，是教案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些传教士及其追随者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的反抗是理所当然的，此次列为圣品的人中，有15人是鸦片战争后至1900年前在一些教案中被杀的，有86人死于义和团运动期间。

　　因此，就人《中华殉道圣人传》提供主要“圣迹”材料的台北教区的刘宇声神甫也承认，“说到教难的起因，非常复杂。在我国来讲清代初年的主要祸源，是中国礼仪之争，教会不许尊敬孔子，禁止敬祖宗……。清朝末年，主要是不平等条约所激起……。帝国主义在亚非两大洲扩展殖民地，正愁无机可趁，屡生教案，正中下怀。正如德国铁血宰相俾思麦，在国内压迫天主教，却大力发动为在山东传教的教士募捐，后来借口教士被杀害，便趁机夺取胶州湾。”“中华民族一向爱好和平，对外来宗教，只要有益于已，从不排斥，尽量吸收，佛教、回教都被接受，因为与中国文化不相抵触，不带外来色彩，与中国同化，毫无侵略的意味，所以并没有像欧洲发生宗教战争，反而我天主圣教，在国人中大不不相同，只有明末短暂的与我同化，以后不仅欧化，还有与帝国主义携手合作的嫌疑，因而演成了庚子年的大悲剧。”

　　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谁是正义的，谁是邪恶的？不是很清楚的吗？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完全是面对野蛮的帝国主义强盗的正当防卫。(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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