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他过生日时，孙子孙女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访邓琳同期声)

　　“看看这个，这个你们应该照一照。虽然有点脏了，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们五个孩子。这是小孩，这都是小孩，不是我们啊，都是小小孩。他们觉得这特别好玩就买回来了。说，爷爷你看，这是你和奶奶，剩下这是你的五个孩子。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那些孙子了。有一个属老鼠的，一个属羊的，一个属牛的，一个属老虎的。这都是代表四个孙子。”

　　晚年邓小平的生活，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

　　(访邓楠同期声)

　　“晚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就有孙子孙女了。我妈妈就规定了，我们家的孙子孙女有一个工作，从最小的时候开始，会走路了以后开始，甚至于不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他们就要做工作。这些孙子孙女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定时地要来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这是我母亲规定的。”

　　(访卓琳同期声)

　　“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他不坐在办公桌上。你看他那个办公桌，他没坐，他是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旁边有一个小方桌。他就坐在那里看，看文件。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对，还准备一个粉红色的小盒子，里头装上巧克力，小弟来了就给他一块。他叫全家人都在他屋子里坐着，他就看他的文件，我说吵不吵你啊，(他说)听不见，我听不见。他还是很专心的，他听不见，所以他最喜欢一家人在一块儿。”

　　(访护士王海珍同期声)

　　“小弟自己在那儿装一箱模型，自己玩一些东西。尽管首长他也不会和小弟聊天，但是小弟每次过来都亲他一下。我们都叫他，小弟过来，亲爷爷一下，每次都是那样。然后首长就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弟在那里玩，就那么看着，一直那么看着。”

　　在孩子们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父亲的品格却深深的影响着孩子们。

　　(访袁明同期声)

　　“平常在家都是穿着咔叽布的，夏天就是的确凉的，特别简单。(自从)我来了以后也就(只有一次)，因为首长有一阵体重胖了一点衣服瘦了，做过新衣服，好像就没做过新衣服了。像白衬衣，有时候穿的时间长了，领子就坏了，就(只)换个领子。”

　　(访邓楠同期声)

　　“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的都很朴素，穿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所以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我记得1952年的时候，从重庆到北京来，那时候他调到北京来工作，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们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了，我才七岁，我就问他，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是根本没有军衔。所以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是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访邓楠同期声)

　　“我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所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访张宝忠)

　　“那么开始的时候就是规定，首长有两个车子。就是说弄两个车子，首长说，这干什么(我们)说这是警卫车。(首长说)搞这么多干什么，这脱离群众。我回来以后赶快报告孙局长，报告主任，那么就是说，在北京呢就后边跟一个随车。而且出去以后他都在说，不许马路上禁止交通。再一个就是说周围，几次老人家都说，张宝忠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不能妨碍群众。意思就是说，群众修房子啊，还有门口——因为这个胡同是死胡同，来的人都不许妨碍。”

　　(访邓榕同期声)

　　“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教育。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一点一滴的，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个人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来讲，作为邓小平的作为我们父母的子女，我们觉得很幸福。非常非常幸运，也很幸福。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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