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小勇

　　浙江将自己变得“便宜”的方法与上海迥异，因为约束条件不同

　　曾为央视策划名为《三角洲观察》节目，也因这个节目带摄制组去过广东、浙江、上海。节目播出后，我个人以为很失败，节目成了一条条很碎的事,无主统驭。我对制片人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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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既无发现也没角度,只剩一地鸡毛了。

　　传统媒体的好些人仍不明白，在网络时代他们已经越来越不能靠一条条孤立的新闻看家吃饭了;网络以它时间更快空间更广的优势，虽然逐渐，但却无情地攫取着我们过去所谓的“独家新闻“的霸权。传统媒体对“新闻”需要重新思考。面对网络这座巨大的信息仓库，没有“新”的思考、“新”的逻辑、“新”的角度，仓库里那一件件事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光芒四射，给媒体带来荣光了。

　　比如上海、浙江，那里好些事至今也让人迷惑。如果你要观察到“新”，予人以“新”，讲出网络所没有的“新闻”，你多少应该思考过这样一些问题:面临不同约束条件,为什么却有同样快速的增长？

　　那是秋天的一个傍晚,有雨零星飘扬。我们去了上海有名的休闲之处——新天地。摄像记者将摄像机放在一张小石桌上,我们坐在四周品茶;这张小石桌就在知名画家陈逸飞所开的时装店门前。

　　前呼后拥的陈逸飞出来了,他用眼光飞来礼貌期待的一问。我点点头,目送他消失在温馨的灯红酒绿中。摄像记者一脸诧异，我耸耸肩以示无奈。我不能拿当时我都没有答案的问题去为难他。在陈逸飞的油画里，殿堂上那些娇羞的仕女,那些人儿，她们能袅然呈现是需要屏心敛气的;而陈逸飞又在做生意,这就又得具备一副承受跌宕起伏的心肠。一个人,如何能胜任两种不同的生活呢？

　　他就是上海。左边风情万种，右边金钱滚滚。

　　这样的市场的的确确是政府成就的。有学者说,上海经济是政府主导性的,这也没错。但你有理由认为它有更好的选择吗？上海在中国的地理位势,在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外的商业文化传统及名声，素养相对较高的官员和百姓,这些都是上海的独特禀赋资源。这些资源信息是已知的，是并不需要支付市场博弈竞争之成本就已拥有的信息。问题只是如何尽快最大化这些资源。说尽快,是在信息充分的领域，政府配置资源比市场更有效率;说最大化,是指你若在豪华酒店请人吃碗面条就是资源匹配的不经济。

　　上海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势,专心营造了让全世界白领，以及做大生意的人感觉舒适、便捷、多情——当然，也就感觉“便宜”的城市，政府把原在城里的工厂、人群置换到另外的地方。比如新天地，原来只是一个早晨涮马桶的市民簇拥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夜夜笙歌、绅士淑女们的熙攘之地。仅仅就置换了一下人群和生意，同样一平米土地就有了与以往天壤之别的收益，而这些生意吸引的生意又年年推高了上海的增长。上海的市场有今天的强势，如若当初由市场配置资源，很难说成本比现在更低,市况比现在更繁荣。

　　批评上海经济政府主导,我以为持这种观点的的学者可能又把市场教条化了,忽略了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是可以这样解读的:人们并不是为了市场而市场，为了政府而政府,人类一切选择的最根本约束,是成本、是费用、是代价。

　　浙江将自己变得“便宜”的方法与上海迥异,因为约束条件不同。

　　在人均只有几分地的浙江,惟一可以谈的资源恐怕也就只有人了。在南宋时就被商业文明洗礼过的人们,似乎将商业的公平交易和对商业机会的敏感代代传承。对人这种资源来说，要克服的最大成本是什么呢？是管制，是经济的不自由。于是,浙江的政府把自己塑造成了大约是全中国最便宜的政府。浙江瑞安,为了让当地的创业者感觉平等和方便，把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手续的柜台锯矮，搞起了“锯柜新政”。于是平均每天有3家企业在这里投资创业。我在温州见过一些大老板,最初就是做点给学校印制塑料饭票，打磨校徽的小生意。如果政府贵了,像一些地方政府那样雁过拔毛,创业要靠不停地请人吃饭送钱来打点,那些集腋成裘的创业活动根本就不会发生。上上下下有了许多行为可以预期的政府,大大降低了人这种资源的活动成本。于是饱览人间奇迹:浙江不养牛，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没有森林，却有着全国最繁忙的三合板市场。自然资源最贫乏的地方,成了人均资源不多的中国最向往的榜样。

　　浙江是经济是市场主导的，也是全中国最值得模仿的市场。但这只是从全国大多数地方约束条件与它大致相同而言的，却不是说它比上海更值得向往的恰当理由。因为局限不同。

　　本文的标题是一个问，跟一位知名经济学家那个问题类似。他曾在一篇大作里煞有介事地问:“人类为什么会选择对自己有害的制度？”其实,这是不知约束条件的伪问题。世界上，哪有什么对所有人都有利又都有害的事？

　　高小勇: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东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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