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探望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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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冯友兰先生九十华诞时与作者合影

　　(文/钱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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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1895—1990)，张岱年(1909—)，两位同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教育家。他们毕其一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且都创造出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尽管冯先生年长张先生14岁，但是他俩却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结成了“良师益友”。

　　一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堂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冯先生于8月下旬应罗家伦校长之邀，到清华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冯先生特别钟情于清华大学，早在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伊始就想上清华念书，后因种种原因没能报考。但是，他没有想到17年以后，进清华的夙愿竟然实现了。冯先生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于是他就把清华大学视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乐意一直呆下去，永远献身给清华。

　　张先生于192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他的理想是清华大学，于是他放弃了被保送北师大的机会而去报考清华，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了冯先生的学生。

　　刚上任的罗校长的办学方针是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和军事化。军事化和纪律化的一个具体要求就是不管春夏秋冬，学生们每天清晨6点钟必须上早操，无故缺席要记过，甚至开除学籍。张先生受不了这么严格的要求，开学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自动退学了。张先生回忆道：“1928年暑假，我报考清华大学，被录取了。开学之后，添设了军事训练，由两个国民党军官任教官。我不愿受国民党的军事训练，退学了。适逢北京师范大学招生，遂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也录取了。”

　　张先生和清华大学的第一次结缘竟然如此之短暂！

　　二

　　1929年，冯先生将刚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的讲义，分赠师友征求意见，胡适收阅后写了一封长信给冯先生，与他讨论老子所在年代的问题。不久，冯先生见到胡适，与之略辩了几句。于是胡适于1931年3月，写出《与冯友兰论〈老子〉问题书》一文，冯先生于4月写成《中国哲学史中几个问题——答适之先生及素痴先生》一文，两文同时发表于6月出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178期上，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冯先生晚年回忆说：“在20年代，中国哲学史界对于孔、老的年代问题有过一次大的辩论，在学术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一派认为老先于孔，胡适先生主之；另一派认为孔先于老，梁任公先生主之。两派各执一词，莫能相下。”

　　“这次看了胡、冯两先生的文章是触动了我的兴趣，使我不能不动笔。”于是，张先生很快便写成《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一文发表。张先生说他写这篇文章是受到冯先生的影响。“1931年春，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考辩之精，论证之细，使我深深敬佩；我本来对于老子年代问题有兴趣，在冯著上卷的影响之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周刊》，承编者嘉许，发表出来。此文认为《老子》书当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

　　冯先生读后印象很好，以至于他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回忆起来还动情地说道：“辩论之文在报刊上几乎每日皆有，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张先生因赞佩‘大同’理想，故用‘季同’作自己的笔名——引者注)，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后又知其为张申府�熱履辏犞�少弟，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

　　可见，张先生这篇文章播下了他和冯先生忘年之交的种子！

　　张申府原名崧年(1893—1986)，1917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1919年追随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后成为周恩来入党的介绍人之一，1924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酷爱哲学，拟创造“解析的唯物论”的新哲学体系，1931年之前即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教书，1931—1936年任清华哲学系教授，是我国现代文化名人之一。他与张先生为同胞手足，比张先生大16岁，是张先生的大哥，更是张先生学术上的领路人。张先生由其兄介绍，认识了哲学界前辈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三位先生。他曾访问过金先生，“金先生说：‘你写的《问题》一篇分析这条路子是哲学的一条路子。’我访问过冯先生，谈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彼此见解相近。”

　　可见，张先生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于是，经“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他于1933年从北师大一毕业就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这是张先生二进清华。

　　冯先生说道：清华对张先生当年退学“亦不以为忤，毕业之后，仍按原计划聘为清华哲学系助教，并担任哲学概论课程。”冯先生对于学生们对张先生讲课的好评，还记忆犹新。“其时，张先生乃刚毕业之大学生，又非出自哲学专业，选课除哲学系一年生之外，亦有其他系高年级生，均翕服无闲言。”冯先生还进一步总结出张先生课讲得好的原因：“盖张先生真正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哲学重大问题‘心知其意’。讲课者言之有物，听课者亦觉亲切有味矣。《周易·乾文言》有言：‘修辞立其诚’，诚者无妄之谓也。‘心知其意’则无妄。张先生初授课之成功，无妄之效也；其初发表文章之成功，无妄之效也。”

　　1934年，张先生因其父病亡而悲伤不已，难以继续工作，遂于暑假前辞去清华的教职，静心休养，张先生二进清华又是去也匆匆。

　　三

　　1935年，张先生经冯先生和其兄的共同介绍，与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校友，又是冯先生堂妹的冯让兰女士喜结良缘。冯先生晚年还以非常喜悦的心情回忆道：“张先生旋即与余之堂妹定婚，以学术上切磋之友谊，申以婚姻，益亲密矣。”

　　张先生幸福的新婚生活使他心情愉悦，身体康复。于是，他决定暂留在家中埋头著书立说。经过一年多的辛勤耕耘，果然结出了两大硕果：其一是写出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这意味着张先生开始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二是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标志着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大硕果的取得，都和冯先生等人的启迪分不开。

　　张先生所创造的新哲学，很快就被人们称为“解析的唯物论”，并以他们兄弟两人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36年，友人孙道升发表了《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评述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的学术思想，以张申府、张季同为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

　　《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先生的代表作。这是受到冯先生《中国哲学史》的直接影响的。“冯友兰著作的出版令他钦佩不已，自叹才薄，张岱年认为，他无法写一本超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哲学史’。但这并没有消泯他的宏愿，他决定换一种体裁，另写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张岱年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决定导致了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产生：哲学范畴研究。”

　　最近几十年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多数把宋明哲学分为程朱唯心主义和陆王主观唯心主义两派。而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首先提出”宋明哲学应分为三大派，除了以上两派外，还应加上张载、王夫之、戴震的唯物主义的一派。这是张先生又一个创造性的贡献，也影响了冯先生。他说：“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多年的论辩，宋明哲学分为三派的观点已为多数研究者所承认了。冯先生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将宋明哲学分为理学、心学、气学三个学派。”

　　四

　　1936年秋季，张先生再由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系主任冯先生聘任为哲学系助教。张先生又回到了清华园。张先生以《中国哲学大纲》为内容开设了“中国哲学问题”课，同时讲授“哲学概论”课。张先生边讲授边修改定稿，并送请冯先生等人征求意见。冯先生阅后热情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由于不断受到时局变迁的影响，此书一直延迟到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先生第三次回到清华，亦拟以清华为“安身立命”之地。但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张先生壮志难酬啊！

　　八年抗战期间，张先生未能随清华大学南迁，而是羁留在北平，虽然生活日艰，但是却有了充足的时间闭门读书、钻研、著述。1942年至1948年，先后写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五部著作。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于1946年5月10日由昆明西南联大迁回北平清华园复校。此前，冯先生已于1946年1月15日特致函梅贻琦校长，推荐张先生“自三十五年度”(1946—1947学年——引者注)起为清华哲学系教授。张先生说：“接到冯友兰先生自昆明来信，说清华大学即将复校，仍邀我到清华任课，任哲学系副教授。”张先生四进清华了。

　　1946年10月10日，清华复校开学。冯先生于8月中旬赴美讲学，至1948年3月才返校。其间，冯先生所授“中国哲学史”改由张先生讲授，他同时开设“哲学概论”、“孔孟哲学”、“老庄哲学”等课。

　　1947年10月25日出版的《大公报·图书周刊》，发表了张先生对冯先生《新知言》一书的专评：“此文逐章评论《新知言》十章内容，认为第六章《新理学的方法》是‘全书的中心然而可以商榷之点也较多’，第七章《论分析命题》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章，其中对于维也纳派的辩论，分析入微，明澈犀利，可谓精辟无伦。由此章看，也可以见冯先生在逻辑分析法之运用上，实已达到火候纯青的境界’；认为‘对冯先生所揭示的形式主义的理论，我虽不能完全赞同，然而对于冯先生的系统的严整，分析的缜密，文章的明莹，治学态度之笃实，我惟有赞叹钦服。就系统的宏大、条理之明晰、方面之众多、影响之广远来说，冯先生的学说实在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峰’。”

　　张先生于1951年被提升为哲学系教授。“参加审查评议的雷海宗、王亚南都肯定了我的学术水平。”(张岱年先生语)这一年的盛夏季节，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有幸成为金、冯、张等先生的学生。

　　1952年进行了全国高校院系的第一次大调整，其中哲学系调整幅度很大，全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张两位先生也同时调入北大哲学系。我们学生也全部并入北大哲学系，从“清华人”变为“北大人”了。

　　中国哲学史一课，建国后一直停开，直到1954年9月才恢复。当时叫做“试开”，由教研室老师集体讲授。两个月前，冯先生担任了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冯先生由青年教师朱伯��先生协助讲授先秦部分，任继愈先生讲授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张先生讲授宋元明清部分，邓艾民先生讲授近代部分。本人有机会聆听了这门课。

　　1956年1月，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开会，讨论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决定分四部分：“冯友兰、朱伯崑、杨正典编写先秦部分，由冯友兰负责；周辅成、杨宪邦、任继愈编写汉至唐部分，由任继愈负责；张岱年、孙长江、汪毅编写宋至鸦片战争部分，由张岱年负责；石峻、李泽厚、尹明编写近现代部分，由石峻负责。”这是建国后第一次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学校非常重视，为此“又决定聘请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守素、赵纪彬、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孙定国、胡绳、嵇文甫为审查委员会委员”。

　　五

　　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的“鸣放”期间，张先生于5月17日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会小组会上发言：“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也觉得有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本系召开了批判王锦第的批判会，后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在解放初已经交待清楚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呢�煵幌鹊鞑槿聪瓤�批判会，这是不合适的。我又盛赞双百方针的英明。当时也无人反驳。”但是，到9月初，忽然开会对张先生进行批判了，说“他反对三反，又反对肃反，鼓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于是张先生被“划入另册，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当时，使张先生“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其实，那时“完全陷入迷惘之中”的人，又何止张先生一个呢?

　　张先生痛苦地回忆道：“在批判会上，一些人采取‘落井下石’的态度，深文周纳，给我加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我的教学权利。一些熟人，睹面为不相识。”但是，冯先生却没有批判他，而是三缄其口，“是月(1957年10月——引者注)多次出席工会哲学系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工会小组‘帮助右派分子张岱年’会议，未发言。”显然，冯先生这是冒着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同情“敌人”、包庇“坏人”的政治风险!

　　在张先生戴上“右派”帽子期间，他不能从事教学，也不能搞科研写文章，只能参加一些中国哲学史的资料选注工作。写不完的检查，开不完的批斗会，参加不完的体力劳动，工资降为只给生活费，特别是丧失了独立人格，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张先生“遭受了平生奇耻大辱!”“竟遭此大厄!”“迟至1962年7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但仍难以发表文章。到1979年1月，党拨乱反正之后，北大党委重新审查，宣布1957年实属错划，完全恢复了我的名誉和待遇。”

　　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先生就奉命从劳动的地方回校参加运动。一返校就靠边站了，冯先生也被加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等罪名。他们都被分配在“有问题”的一组，成了“牛鬼蛇神”，成了专政的对象。年逾古稀的冯先生遭到多次抄家和无数次的批斗，他被折腾得于1967年1—4月生了重病，但造反派不准他住院，他被赶出了医院，生着病还要被揪斗。后来，虽然很勉强地住进医院开刀动了手术，但是伤口未愈合就又被赶出了医院。这时，冯先生周围很多人对他是“冷眼相对，如不相识”。但是，张先生却冒着极大的风险“向冯先生表示慰问”。

　　1972年，毛泽东主席批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北大哲学系接受了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任务，张先生和冯先生都被分派了写作任务。该书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直到1973年12月9日，冯先生才在小女儿、当代著名女作家宗璞的陪同下“往蔚秀园访问张岱年、冯让兰夫妇。”不久之后，张先生夫妇于1974年1月25日(阴历正月初三——引者注)上午，给冯先生拜年。这些活动本属至亲好友及师生之间最正常的往来，但中断多年以后才开始恢复。

　　1979年2月约9日，张先生以教研室主任的身份，与教研室秘书兼党支部副书记、支委兼工会组长同去找冯先生谈话，要冯先生“再写一检查，‘在群众中说清楚’，说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以后仍可出书、见外宾。”同月11日，冯先生派其婿蔡仲德去请张先生看冯先生的检查时，“张说胡耀邦曾问‘冯友兰为什么还不能出来’，但此事还未正式传达。”同月14日下午，张先生去冯先生家，“建议对检查稍作修改。”

　　3月18日，张先生代《中国哲学》编辑部约冯先生写回忆录，“说明只要事实，不要批判。”4月11日，冯先生将致哲学系党总支的信请张先生代为转交，“要求换房”。

　　在1978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有几位同志提议推举张先生为会长，任继愈先生为副会长，冯友兰、贺麟先生等为顾问，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国哲学史学会三年改选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上，都举行票选，绝大多数同志都投票选张先生继任会长。第四次会议前，他辞去理事职务，也就不再参加会长选举了。“前后担任会长十年。1989年被推为名誉会长。十年之中我任会长时，确实是负责学会的领导工作，有事和石峻、衷尔钜等协商办理。”10月7日，冯先生为太原会写论文一篇，送交张先生。

　　1981年5月19日，冯先生将关于“道学”(即一般称为“理学”——引者注)的论文送张先生“征求意见”。冯先生所说的道学文章，可能是指他在1月份出版的《中国哲学》第五辑上发表的《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其在道学中的地位》一文。“此文反对把道学一概视为唯心主义，认为道学有唯物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三派，张载属于前者，是道学奠基人。”这意味着，冯先生在这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上，受到张先生的影响，与张先生取得了共识。

　　1987年1月，冯先生写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此文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一是中国古典哲学，毛在认识论，在一般与特殊关系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在辩证法问题上则离开了中国古典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认为在1949年后中国历史大转变时期，‘毛泽东没有吸取秦始皇失败的教训。’又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蓝图已经可约略地看到了，它将是以‘和’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这个继续和发展，将是中华民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人类的大贡献。考虑目前国内无发表可能，拟藏之名山，俟之来日。曾征求张岱年意见，张认为全文可发表，但关于秦始皇的文字应删。”

　　5月24日，张先生去拜访冯先生，冯先生谈“《新编》第六册‘近代维新’部分构思，拟翻太平天国、曾国藩之案，认为洪秀全学西方中世纪神权主义，是倒退，曾反对神权，是进步。又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应该自己怎样想就怎样写，不人云亦云，如不能出版，就藏之名山，‘既然目前万马齐喑，我们也大可不必一马先奔’。”张先生说“曾国藩是军事家，毛泽东的后发制人即来自曾。”

　　9月17日，张先生去信，“略谓《新编》太平天国、曾国藩两章观点正确，见解新辟。论洪秀全只会学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切中要害。以曾国藩校印王船山遗书证明其思想转变，并引章太炎文章为据，确有说服力。曾氏实乃洋务派之先驱。惟章题‘承先启后的中心人物’，‘中心’二字似不甚妥，请再斟酌，或改为‘关键’如何�熢�国藩一案似可以《论曾国藩》为题在《哲学研究》上先发表”。

　　12月1日下午，张先生去拜访冯先生，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冯先生说“洪仁��主张以商带工；曾国藩则搞以政带工，结果是以官代商；毛泽东也搞以政带工，归于失败；邓小平要商品经济而不要资本主义，但商品经济本由资本主义带动，这是规律，能否打破这一规律很难说，要看实践。”张先生说：“马克思分析剩余价值，完全否定资本家的作用，也不妥。”

　　1988年1月20日晚，《张岱年文集》主编、清华大学刘鄂培教授请冯先生为《张岱年文集》作序。3月21日，冯先生在医院里写成《张岱年文集》序。冯先生的这篇序，是专写张先生的“为学”与“立身”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冯先生说：“余谓张先生之学术主张已详书中，又何待序之言，以为蛇足乎�熚�张先生之为学与立身之道有尚未世所注意者，故标而出之，以为书之引端。”

　　“张先生之学生(刘鄂培教授——引者注)有习篆刻者，欲治一闲章以相赠，请示印文，张先生命刻‘直道而行’四字。余闻之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张先生之木讷气质，至老不变。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则‘刚毅’矣。‘近仁’之言，其意当哉�犝畔壬�可谓律己以严，高自要求也。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即所谓‘士’者，生平所事，有二大端：一曰治学，二曰立身。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

　　“其‘直道而行’乃张先生所自言：‘修辞立其诚’乃余所窥测而得者，质之张先生以为然否?”

　　“抑有更进一义者，推本溯源，则立身与为学，初非两橛。‘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只是一事。一事者何�煶隙�已矣。‘修辞立其诚’诚也；‘直道而行”，亦诚也，一以贯之矣。诚乃《中庸》之中心思想，故曰：‘不诚无物’。又曰：‘君子以诚之为贵’。有志者于此悟而力行之，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周易·乾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张先生尝主此言以说明中国文化之精神。校之以《中庸》之意，‘天行健’则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自强不息’则所谓‘至诚无息也’。天之道出乎自然，人之道有待于有志者自勉之功夫。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亦‘自强不息’、‘至诚无息’之意，言晚节之难也。余虽不敏，愿与张先生共勉之。”

　　由此可见，冯先生对张先生的评价，无疑是极其中肯而公允的。我们作为后学，自当立志于领悟冯先生所概括出的“直道而行”的“为人”和“修辞立其诚”的“为学”的崇高精神!

　　��1989年4月1日，台湾《当代》第三十五期出版，内有“最富争议的人物：冯友兰论”专辑，张先生撰写了《我所认识的冯友兰》一文，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显扬真理。哲学家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追求真理的热诚，勇于坚持真理，也敢于放弃成见而接受真理。冯友兰先生从宣扬‘理在事先’、‘理在事上’转而肯定‘理在事中’的正确观点，表现了一个真正哲学家的诚恳的‘慎思明辨’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

　　1990年6月6日下午，张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等去医院探视住院治疗的冯先生。

　　10月4日，冯先生病危，张先生前去医院探视。

　　11月26日，晚20时45分，一代宗师，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与世长辞!

　　冯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张先生沉痛哀悼�牪⒂�11月29日，撰写出纪念文章：《哲人其萎遗范永存——沉痛悼念冯友兰先生》。后又写了《冯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深切悼念冯友兰先生》、《怀念冯友兰先生——为纪念冯友兰诞辰100周年而作》、《怀念冯友兰先生》等文。

　　张先生首先肯定了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冯先生所建构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与熊十力及金岳霖两位先生的哲学体系相比较，实有“明白晓畅”的特点，因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先生又充分肯定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和金先生开始虚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态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时，冯先生对唯物主义仍坚信不疑，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撰写了中国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史新编》。

　　张先生进一步具体揭示出冯、金二位先生思想转变的两点“内在契机”：其一是由新实在论转变到唯物主义是“顺理成章”的；其二是“爱国主义的真情实感”。张先生高度评价说道：“我深知，冯、金二先生的转变是真诚的自觉的转变。”“我认为，冯、金二先生的哲学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是值得敬佩的。”

　　张先生还恳切地赞扬了冯先生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以及“……他对于哲学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永垂不朽的�犓�的爱国赤心，永远将受到人们的赞扬和追念�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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