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长痛不如短痛的逻辑，这问题提的不能说没有道理。可以说当时如告知要强制执行22年，说不定有人就会一头向墙壁撞去。但事实是，除个别寻了短见外，我所了解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是耐着性子度过了那艰难苦涩的8000多个日日夜夜！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那时如同开始“引蛇出洞”时，只告诉你言者无罪，并没有告诉你犯忌的“六条标准”一样，现在处分你时则只告诉你“只要好好改造，必有光明前途”，并没有任何年限的界定。使你感到只要拼命改造，也许两三年就重回人民大队。于是你就苦苦争取，但又苦苦失望，翻天覆去地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到希望……这样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跌跌爬爬、年复一年直熬到1979年。在物理试验中有一个什么“青蛙效应”，说如把一只青蛙放入沸水中会立即蹦出，但如将水慢慢加温，那青蛙会老老实实在水里呆着一直到煮熟……盖类乎此。

　　其实，钝刀子割肉更疼，因为人毕竟不是青蛙。但，我要说的奇迹也就在这里，我面对那如山的压力，在长达22年历程中不仅没想到过死，而且可以说从未沮丧过。首先感到天大的冤枉，我好心好意响应号召提意见怎么就“右派”啦呢？为此我连续抗辩，使自己的处分等级坐上直升机。但，就在处分宣布前夕，我对怎么也搞不通的“右派罪行”，在昼夜苦思中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其时，在我的思想武器库中除了1948年参加地下党以来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就是自幼感受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在被连续批斗、报纸点名和抗辩无效后，我不禁昼夜苦思、反复自问：藐小如我难道会比伟大的党组织聪明吗？我认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错误肯定在自己一方。那么我究竟错在哪里呢？痛苦哇……这时，“阶级本能”四个字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把稻草。在理论上阶级有“自在”与“自为”之分，那么是不是在不自觉的阶级本能驱使下，我确是在浑然不觉中铸成大错？那如今击我一猛掌就是应该的！在政治高压下我的心态出现一种“我已非我”的混沌和蒙昧，甚至由衷痛恨自己在风口浪尖上作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内应”，因此当时只要思想上出现反复，便严厉地自我断喝一声：镇压反革命！面对随后到来的无论是开除党籍还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以至工资从16级110元锐减至每月三元零用费，均认为是理所应当，我要和过去决裂、决裂再决裂！此外，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手的情结；高尔基历尽艰辛终成作家的梦想；“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等轶事嘉言，均给我以上刀山下火海一般的力量。古语：须臾忍死。这一切，使我产生一种清教徒般的倔犟。不是火中飞出凤凰吗？就让烈火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一遍遍夯实这一奇特的精神架构……

　　但，现实远比我的想象残酷得多。劳动农场的劳动是超强度的。1958年4月16日原机关用吉普车将我和另外两人送板桥农场。那是一个多年改造劳改犯的地方，对这些受“最高行政处分”者均沿用旧习，200多右派分编几个队。睡觉如沙丁鱼罐头挤成一团。半夜里吹哨集合去12里外的小站抬稻秧，一路在狂风暴雨中跌倒上百次，摔倒爬起如泥猴，一身“三不怕”，新雨衣扯碎，满面泥污。暑天耪大地，汗如雨下；隆冬打冻方，虎口震裂；粪汁沤肥，遍体黄汤；8月补秧，连续三日夜苦战在水田中，竟躺在泥埂上睡出一个人形来，那是片刻的吃窝头时间；日未出而作，日落亦不息，年节假日还要“义务劳动”出工，据称这是为了占据你的“脑际空间”。对于这些来自办公室、课堂、实验室的知识分子的确是度日如年一般。并不是每个人均能咬牙度过。但尽管这样我没有悲、没有叹。我一门心思：听党的话，要脱胎换骨就得死去活来，凭借一种“以左治左”的蒙昧，巩固了我那种苦行僧般的精神家园，一时之间竟是无怨无悔地闯过头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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