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劳改生活中最为熬人的尚不是劳其筋骨，而是望山跑死马一般地苦其心志。1958年开始实行的劳教是不定期的，上边给予的承诺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归人民大队”，在这一口号鼓舞下，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遂于1960年国庆较早摘帽解放，满以为原机关就会派车接我回去，机关领导热烈握手鼓励抚慰……一时之间额手相庆翘首企盼。岂知，这一切均是自作多情的泡沫！事实是，这“摘帽右派”比“戴帽右派”还要夜茫茫、路漫漫……

　　可爱的“红色保险箱”

　　之后，除了将你从劳教食堂换到就业职工食堂，从集体用铁桶打饭变为个人用碗打饭，从不准离开寸地到可以礼拜放假而外，那“摘帽右派”和“就业职工”同样被视为异类，被管教队长称为“你们”，而绝非“同志”二字；在社会上则你依然被人视为劳改犯，所谓“最高行政处分”云云谁能说得清呢？在这一次如大旱之望云霓，却盼来赤地千里之后，到1962年高层又传来“甄别”的“新精神儿”，有些内心同情这些倒霉人物的干警也悄悄相告，并将右派集中起来改善伙食、增加休息并叫各自复习课业，在“原职、原薪、原单位”的传言中许多学员大喜过望，有的竟拿过算盘来计算如补发工资可以拿到多少钱……岂知，那九天仙女一般的“新精神儿”，就如同大风天半空飘摇的塑料袋儿一样，不仅可望而不可即，不久竟汪洋一片都不见，从希望的浪尖又摔到失望的谷底。

　　面对这一切起起伏伏，我已变得比较“成熟”。再好的传闻、多坏的消息我均淡然对之。我既以普通劳动者作底线，又何必为那名缰利索心潮起伏庸人自扰呢？我在逆境中静观，大气压却日趋窒闷。1964年四清开始，又一批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送来劳教。有人说，这“狗不理包子”不是一屉顶一屉，而是一屉压一屉，压在最底层了。未几，文革开始，社会上传来种种腥风血雨，许多熟悉的领导人和老同志被红卫兵批斗摧残的消息纷至沓来。形势发展至此，那一向渴望即便扫厕所也可，希望重返社会摆脱劳改阴影的板桥老右们，却感到农场“相对安全”，一时之间有人竟称板桥是“红色保险箱”！因为那里是一群匍匐在地无权、无钱、无门、无路的“死马”和“贱民”，红卫兵根本不屑一顾也。至此，倘说从戴帽打棍以来是凭借内在的思想斗争来化解重压，那么此时已变为以外在恐怖的幸免来取得一种苟安了。

　　由于农场的特殊经历，使我更看到一些底层的“小右派”在背负种种骂名之后仍未扭曲的真性情。数学教师王梦珏被打成右派送板桥后长期两眼发直寡言少语，他常常半夜起来数天上的星星，他弄不清这个好心得恶报的人生疑团！他每天劳动十足用力，腰系草绳、衣衫褴褛、挺直腰板、来来去去，节粮度荒时抓住耗子撕巴撕巴就吃。但就在那粮食贵如赤金时，他存了几张点心票，买了糕点用布密密包起来缝好，到小站邮局在包上写明：“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就是一个中国教师的心，已然落魄这步田地，心里还在惦念着自己一向敬爱的总理！点心被邮局扣下并转告农场，当时听到这消息的人无不拊掌大笑，但大笑之后又感到一阵阵心酸。再一个是天津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陈科正。这个一向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青年，在1969年被遣送，回到安庆郊区农村。一天外出回家过一小河时感桥板松动，心想，眼看就要下大雨，如别人踩上滑倒岂不危险，便跑回家中取来铁锹铲土修桥，此刻雷雨大作狂风呼啸，陈科正在用力蹬锨时脚下一滑落入湍急的河水，几经挣扎未能上来，一个正直热诚的好青年就这么消失了。留日归来的音乐学院教师王可之，因精通外文被调公安六处李七庄一个翻译队，文革时被斗得万念俱灰，最后被发现在水上公园悬树自尽。奇怪的是上吊时他用一块手巾将脸包住。熟悉他的人说，王可之这个人一向爱孩子，他是怕把游园的孩子吓住所以将脸遮起来。啊！直到死时，他们还在想别人、想着孩子，这样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是什么反这反那呀！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此言，一万个正确。培根说，以史为鉴使人明智。像反右、文革这样一些全民性的灾难就需要全民性的反思，才能把历史教训化为伟大力量。老百姓“位卑不敢忘忧国”，领导人虚怀若谷听忠言，才是兴国之兆。从政治文化上深层次探讨这一运动非这篇小文力所能及。几许闲笔倘能为历史长河留下几滴逝水，便于愿足矣，也就算是“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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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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