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流:活着就震撼人心--世纪巴金百年大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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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11/26 16:03 新民周刊 | ||||||||
撰稿/钱亦蕉(记者) 巴金,不管他曾经是否振聋发聩地呼喊过,不管他现在是否已不能清晰明了地思考和表达,不管外界推崇景仰还是质疑诋毁,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他毕竟已经在这尘世走过了一个世纪。且把学者们的评说当作他生命的注脚。 真与假 【“讲真话”是巴金晚年一直坚持的主张,如果说《随想录》记录了巴金在“文革”后的思想脉络,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要说真话”。】 徐开垒:《随想录》中提到“讲真话”的篇章非常多,到最后阶段,他写了《最后的话》,发表后又写了《讲真话》,他认为即使到了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按当时实际社会情况看,“文革”还是有可能随时发生,我们的民族并没有走出这个阴影。透过许多具体事件,巴金坚定了对“讲真话”的执著,对真与假的认识,基本上他晚年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思考。可以说巴金坚持“讲真话”一直到他1999年因病无法再开口说话、表达思想。 余秋雨:“讲真话”是世纪性的珍贵留言,不仅朴素,而且在文化道义上切中中华民族的世纪弊病。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实证意识的国度里,是否讲真话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也是在自己年龄慢慢大了以后,经历过太多的假话,才明白这句话的极端重要性。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瞒”和“骗”的文化,周围的看客愿意欣赏这样的假文化。有了我自己的感受,我才真正理解巴老反复讲“说真话”的意义。在中国,“文革”后,我们平反了几十万件冤假错案。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度,曾经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几十万件危及生命的虚假,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些虚假,这就是民族的文化集体心理。我们往往只讲对错,而不讲真假;真实性的判断很薄弱,道义性的判断很强大。这使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文化上的劣根性,包括现在“盗版”,假药、假奶粉、假新闻,“假”的东西太多,如果虚假还在继续,民族尊严就不能维护。巴老这么早就用“讲真话”三个字来呼吁,是有预见的,简单但刻骨铭心。 徐开垒:巴金“文革”后提“讲真话”也是有一个逐步的过程的,是不断反思、不断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越来越看得透彻、想得透彻。即使在“文革”中,他自己的认识也是有一个思想过程的,这在他的《随想录》中都有记录。在1989年,他与我的对话中,巴老也承认了这样的思想变化发展过程:“对过去的认识,现在有了新的发展。”我觉得巴老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思想一直在发展,没有停滞不前。一个人的思想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展前进,这个人才是真正“活着”。 【然而,在说“假”的环境里面,“说真话”又是那么困难。包括巴金自己,在解放初和“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要身体力行地做到,要坚持,也不容易。】徐开垒:从他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看,他也当然希望能“讲真话”,说到做到。“文革”后,即使要揭露到某些现象和人,他也坚持“讲真话”,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场合,可能做不到畅所欲言。我不认为他在那些场合被迫说了违心的话,可能就是不说了,以沉默来代替“假话”,或者说到一定分寸——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能说多少说多少,说的基本上还是反映他自己真实想法的。如果推到五六十年代,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他有影响,可能也跟着说了一些“流行话语”,所以他自己说,“我的作品一半是废品”。但是到晚年他都坚持“讲真话”,这是一个胜利,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胜利。 余秋雨:巴老不仅反复提“讲真话”,而且亲身实践,他说即使以后我不能写文章来说“讲真话”了,我也要以我的生命方式来体现它。曾经有一些理论家批判巴老的“讲真话”,说“真话不等于真理”,号召大家要讲真理。这个话很容易迷惑人,其实真话的对立面是虚假,并不是真理。很多所谓“真理”都攀着假话的翅膀在到处飞翔。可见,要真正做到“讲真话”,是非常不容易。 徐开垒:巴金一直在提要“说真话”,也说明一个人要坚持“说真话”是有困难的,这个困难可能是一种权势,客观环境的限制。即使在“文革”后,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到“说真话”,某些人,是投机心理;也有些人,本来就是极左的,对“文革”本身就有感情的。其实至今极左思想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巴老也说到,这个基础不是没有,土壤还在,“文革”还是有可能重新回来,“文革”的罪恶还会重现。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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