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桂芬 马宏萍

　　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的影片《啊！摇篮》中几位舍生忘死养育革命后代的保育员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宁夏至今仍生活着这样一位保育员，她叫郑云亭，宁夏同心县洪城水人，1914年出生，1942年随丈夫到延安投入革命，1982年从宁夏中卫百货公司退休

　　90岁的郑云亭老人现住在宁夏中卫市城区一栋20多年前盖的家属楼内，老人的身子骨还算硬朗，这么多年没有因为看病住过院。在与老人和她儿子聂寿天的细谈中，我们听到了她在延安保育院当保育员的故事。

　　丈夫参加革命离别6年

　　郑云亭和聂秉和是1931年结婚的。聂秉和家住宁夏盐池县，还未成年父母就相继去世了。1934年冬天，聂秉和的叔父被宁夏土匪头子马鸿奎暗杀了!而且叔父的两个儿子也被土匪杀害,聂秉和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1935年，红军来到了盐池县城，那时人们对红军一点也不了解，一听说来了红军就开始藏东西。可是聂秉和却不让藏，他说他知道共产党只打土豪劣绅。家里人并不信，都出去躲。聂秉和不但没躲，还把自己家里的东西全部交了出去(后被红军退了回来)，又把郑云亭找了回来，让她给城里的红军烧水。后来马鸿奎的飞机一次次轰炸，郑云亭不敢在城里呆，聂秉和就把她送了出去，自己留在城里。送郑云亭回来的那个晚上，聂秉和趴在煤油灯下写了一夜，他把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对革命的认识写了整整一大张——他要参加红军!他不久便成了当时抗日救国会的会长。他特别忙，有一次，婶婶叫他回去，他却说还没有完全解放呢，坚决不回去。家里人、村上人都说他的脑子让“红水”给灌满了。

　　“西安事变”后，聂秉和就随着红军的部队到处征战，当时他在129师刘伯承部队。从那以后，郑云亭与聂秉和整整6年没有见面。1942年已是团级干部的聂秉和突然回来了，这令郑云亭十分惊喜。聂秉和说他回来看看家里，然后还要到延安中央党校去学习。一直在前线的聂秉和怎么会有学习的机会呢?后来郑云亭才知道他在1937年和1939年的时候分别受了两次伤，一次是在胸部，一次是在腹部。可是，聂秉和在家里呆了没几天就说要走。郑云亭说：“要去延安都去延安，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撂在家里。”聂秉和安抚了妻子几句，怕给组织上添麻烦，不想让她过去。可他前脚一走，郑云亭就跟了过去。那时候路难走，郑云亭和侄儿赶着一头毛驴，不知躲过了多少炮火和土匪，几经周折，走了三四个月才来到延安。一想起这些，郑云亭无比感慨：走的时候地上的草还绿绿的，等到了延安，已经雪花漫天飘!

　　在延安当保育员

　　郑云亭来到延安后，组织上专门腾出一间房子让他们夫妇居住。郑云亭被安排在中央托儿所工作。中央托儿所的孩子大部分是各级领导和老红军的孩子，也有些是父母牺牲后留下的孤儿，还有些孩子的父母上了前线。当时中央托儿所的所长是仇子刚。郑云亭当上了保育员，白天带孩子，晚上给孩子们做衣服、做鞋子。值夜班工作很累，一般一夜两个人，提上马灯从这个窑洞转到那个窑洞，要不停地走。这个孩子蹬掉了被子，那个孩子尿了床，都得管，一直要熬到天亮孩子们醒来。可郑云亭工作积极性很高。

　　和任弼时一家的深厚感情

　　在中央托儿所干了3个多月，仇子刚通知她换岗。是自己工作干得不好?后来郑云亭才知道，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要到中央党校学习，家中的儿子任远远没人照顾。听说给中央首长带孩子，起初郑云亭还有些顾虑，她对丈夫说：“在大首长跟前我害怕，我不愿意当保姆。”聂秉和劝她说，任弼时同志是党中央秘书长，他和夫人陈琮英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在他们的身边工作，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一定要服从安排。就这样，郑云亭到了任弼时家里。

　　当郑云亭和聂秉和到任弼时家里时，任弼时忙着打招呼，连说请坐，一点架子也没有。说到带孩子，任弼时非常高兴，他说孩子太调皮了，要郑云亭多操心，并且说在他家里不要拘束，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问，有什么困难及时告诉他，他会帮助解决的。任弼时的一席话打消了郑云亭的思想顾虑。

　　谁知时间不长，郑云亭就当了“逃兵”，主要原因是她受不了任弼时的警卫员、勤务员以及陈琮英称她为保姆。她当时把保姆这个称呼同有钱人家的奶妈子联系在了一起，郑云亭认为自己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自由和平等。她还找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反映说：“我不愿别人叫我保姆，也不愿意听保姆这两个字，我想到火柴厂或卷烟厂学技术。”当时组织部的领导是个女同志，她问郑云亭离开时有没有告诉任弼时同志，还说，就算是想离开也应该和任弼时、陈琮英同志告别呀!一句话提醒了郑云亭，她又返了回去。一进门，任弼时起身让座，他说：“嫂子请坐，你想当工人学技术是对的，不过远远已经跟你跟习惯了，再有一年多远远可以上小学了，那时你可以去上学。”其实当时任弼时已经是40多岁了，而郑云亭只有20多岁，听到称呼她为嫂子，心里感到很愧疚，因为那是任弼时得知郑云亭对保姆这个称呼有误解后而改的称呼。从那以后，不仅任弼时，别人也都叫郑云亭嫂子。

　　一天下午，任弼时和大家坐在窑洞前的大树下聊天，由于天太热，任弼时就把裤管卷得高高的，郑云亭看见他两个膝盖上有大块的疤痕，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告诉郑云亭，那是1928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留下的纪念。敌人残酷地折磨他，让他跪铁窝子、压杠子，把两个膝盖压得血淋淋的。他对郑云亭说：“干革命不容易，当共产党就要坚强，敌人压不垮共产党，革命就有希望。”陈琮英也说起了她在国民党监狱里的事，她说，国民党把她抓去，严刑拷打，受尽了折磨。她在监狱里还生了一个孩子。她的几个孩子，一个在江苏，一个在湖北，一个在苏联，一个在加拿大。干上了革命，孩子也就跟着受苦。远远是在延安生的，有了郑云亭，远远可太享福了。听了他们说的这些，郑云亭心里很不平静。

　　任弼时一家对郑云亭的生活非常关心。她在大灶上吃饭，任弼时时常问大灶的伙食怎么样，有时他让勤务员把他和陈琮英的饭打来，自己吃不多，大多让郑云亭、勤务员和警卫员吃了。有个头疼脑热的，任弼时同志更是关怀备至，又是安排看医生，又是给搞病号饭。郑云亭不识字，任弼时、陈琮英夫妇闲时就教她读书识字。

　　1945年，聂秉和从中央党校毕业。由于他负伤过重，不能再上前线，就被分配到“三边”工作。1946年，聂秉和和郑云亭此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聂寿天，郑云亭只得跟着聂秉和一起走了。郑云亭在任弼时家工作了两年多，一时难舍难分，尤其是远远，哭着嚷着不让郑云亭走，郑云亭抱着远远亲了又亲。

　　记忆中的鲜活面容

　　在延安时，郑云亭和所有的人一样，冬天住在杨家岭，夏天住在枣园堡。枣园堡有个大枣园子，空气很好，毛主席也住在枣园堡。郑云亭常领着远远和毛主席的孩子李讷一起玩。一天，毛主席从窑洞出来看孩子，见到郑云亭，就问她是哪儿人，当得知她是盐池人后说：“噢，你来自‘三边’呀，那里冬天好冻的。”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郑云亭至今还记得他老人家的语调。她经常见到的中央领导还有周总理、邓颖超、贺龙、蔡畅等。周总理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见了面总和郑云亭打招呼，显得平易近人。过年时，总理还要到各家去拜年，见了服务人员也拜年问候。邓颖超那时搞外交工作，有时带回一些糖果给孩子们，也给服务人员。蔡畅年龄比李富春大，李富春叫她蔡大姐。蔡畅性格开朗，她叫陈琮英“小麻雀”，叫王首道的夫人“小老鼠”(因为她们都干瘦个小)。

　　回到老家

　　郑云亭和聂秉和回到宁夏盐池后，聂秉和就任当时盐池县的县长，后又任同心县的县长。他的伤口一直没好过，经常吃药。1951年时，聂秉和即将被调往宁夏自治区财政厅任局长(调令已下来)，但他的病情恶化，坐也坐不了，只能靠人扶着。组织上安排他到北京看病，走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警卫员，连郑云亭都没让去，可走到宁夏石嘴山他就去世了。

　　聂秉和去世时，他们的孩子还不到5岁。1956年，郑云亭与曾参加过革命的陕西省延川籍老红军刘万福结为连理。

　　解放后，郑云亭与任弼时一家一直没有联系。1986年郑云亭到北京旅游，才见到了陈琮英，那时任弼时同志早已去世了。任远远一直没有忘记他宁夏的妈妈，1992年10月，他告诉他安徽的朋友，在宁夏还有一个妈妈，并托朋友找到了郑云亭，带去了一张陈琮英、任远远的合影。如今，这张照片被郑云亭精心珍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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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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