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伟(中央文献研究室)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写完了给北京市委和妻子的两份遗书，小心地放到枕头下，然后以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世，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

　　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

　　1960年夏天，邓拓生了一场病，病愈后游历江苏、浙江两省的风景名胜，写下组诗《江南吟草》。这一组诗，有写自然风景的，有写历史遗迹的，有写历史人物的。我以为，这组诗，与邓拓最后的人生悲剧，有某种呼应。

　　在解读这组诗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1960年夏天的中国形势和此前邓拓本人命运的一次突变。

　　从1960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日益显著。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这四个地方库存的粮食够维持几天呢？北京是7天，天津10天，上海几乎已经是没有大米库存，随到随销，辽宁8-9天。这四个地方，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天津、辽宁是工业基地，如果粮食供不上，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连这样必须力保的地方都如此困难，全国的粮食供应状况不言而喻。

　　为了缓解粮食供应困难，中央不得不决定，降低城乡口粮标准、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补不足。工业方面，1960年第二季度(4-6月)，2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外贸方面，上半年的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得很差，出口计划只完成不到计划的40%，外汇收支出现了很大逆差。1960年上半年不仅在农村，而且在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了浮肿病，国务院不得不对在京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给予副食品方面的微小照顾。

　　全国的形势很困难，邓拓此行的目的地江苏、浙江两省的情况是不是好些呢？

　　先看浙江。1959年的农业产值比1958年下降3.7%，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12.7%。“由于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连续下降，商品供应紧张，市场萧条，物价上涨，不仅生产资料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必需品更是严重匮乏。”(《当代中国的浙江》上册，77页)

　　再看江苏。1959-1961这三年，由于建设挤了生产，生产又挤了生活，导致积累与消费的失调和市场供求的失调，并随着生产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城乡人民生活。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失去平衡，市场越来越紧张，在大量挖库存后，吃、穿的主要商品仍有很大缺口，不得不扩大定量分配的品种和范围。特别是在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加上浮夸风带来高征购，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说，素来富甲天下、明清以来就是中央财赋主要来源的江、浙两省，情况虽然可能比其他地方略好些，但也是极其困难的。

　　邓拓本人在生病之前，也遇到了一次人生逆境。1957年春天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这两件国内生活中的大事反应较慢，对前者只发了一条简讯，对后者干脆没提。这使毛泽东很不满意，于1957年4月严厉批评了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说“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1958年1月，当邓拓参加南宁会议时，毛泽东又提到这件事。在邓拓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当着与会者，严厉批评邓拓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到了8月，他即被免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调到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办《前线》杂志。

　　如此形势，如此境遇，在邓拓的笔下是怎样表现的呢？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