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成有

　　韩国政府2004年6月初宣布，将把首都从现在的汉城迁往忠清南道的公州，决定一经宣布立即在国内激起强烈的反响。民意测验表明，反对与支持的意见旗鼓相当，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迁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历史的重叠：从汉城迁都公州

　　或许是出于历史的巧合，大约在1500年前，韩国也曾发生类似事件，不堪北方压力的百济王国把都城从汉城迁至公州(史称熊津)。

　　据朝鲜史籍记载，公元前18年，百济王国兴起。百济始祖温祚王在这一年自扶余(史称泗沘)南迁至汉山，设立都城慰礼城。14年后，迁都汉江之南，地点大致在今天的南汉山一带。公元133年，第五代国王盖娄王筑北汉山城，扩大了百济都城的防卫圈。

　　此时的朝鲜半岛，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国鼎立。进入强盛时期的百济于公元371年北上攻击高句丽大获全胜。此后百余年间，百济与高句丽的战争频繁，加之旱灾地震等天灾降临，百济国力日趋衰落。

　　为求生存，百济一方面与东晋、南朝通贡求封，取得中原王朝的支持；另一方面，密切与倭国(日本)的关系，遣使往来。倭济双方甚至结成军事联盟，对抗南下的高句丽。

　　公元404年，高句丽举军南进，击溃倭济联军。公元475年，国势更加贫弱的百济，在汉城被高句丽军攻破之后，迁都地处锦江南岸的熊津城。熊津城北以锦江为天然屏障，东南背靠鸡龙山，地险土肥，为百济的生息发展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生存空间。然而，由于高句丽西进的扩张受到北魏的有力遏制，转而越来越加紧南进的步伐。公元538年，百济圣王在这种情况下再度沿锦江向南迁都，移至泗沘城，但熊津城依然是百济的重镇。这样，熊津—泗沘城，即今天的公州和扶余，就成为百济后期发展的代表性城市。直至公元660年百济败亡，再无迁都之举。

　　汉城：骄傲的千年古都

　　从城市政治功能演化的历史过程来看，从公元前18年至公元475年，今天的汉城地区曾经是百济立都近500年的政治中心。今天的公州，若包括扶余，作为百济都城的历史，不过180余年。在此后高丽时代(公元918～1392年)，汉城(史称扬州)作为陪都南京，发挥了百济时代曾经起到过的作用。在朝鲜时代(公元1392年～1910年)，汉城的都城地位与这个统一王朝500余年的兴衰史相始终。因此，在漫长的古代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汉城和公州不在一个等量级。站在千年古都骄傲的汉城面前，仅有不到200年立都资历的公州只能保持谦卑的低姿态。

　　从地域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来看，今天的汉城和公州，均可称为古老的历史名城。在百济迁都熊津城之后，高句丽占领了百济昔日的都城地区。公元551年，新罗联合百济北击高句丽，控制了汉江流域。公元668年新罗基本统一朝鲜半岛后，在汉江流域设汉山州，后来又设汉阳郡。公元918年高丽朝创立，在开京(今开城)立都，汉阳改称杨州。高丽时代的国王们看中了依山(汉山)、傍水(汉江)而自成天险的宝地汉城，将其与西京平壤、东京庆州并列，称地处开京之南的杨州为南京，共同拱卫都城开京。这样，汉城在百济南迁、失去都城地位440余年之后，获得陪都的地位。

　　公元1392年，李成桂创建朝鲜朝。两年后，在昔日的南京设立了新王朝的都城汉阳，汉城重新成为统一国家的都城，直至1910年“日韩合并”，汉城沦为日本朝鲜总督府的所在地，改称京城。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汉城再次恢复首都的地位。与历史上曾经作为都城的其他城市相比，汉城在朝鲜朝作为都城，凡500余年。加上百济时代在此立都的近500余年和高丽朝470余年作为陪都的历史，汉城堪称韩国历史上千年古都，最富盛名的历史名城。公州在朝鲜朝作为忠清道的首府，也享有历史名城的声誉。因此，在历史名城之间选择都城，似乎不会构成过于强烈的文化心理冲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汉城与公州：差异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心理

　　汉城与公州在同享历史名城声誉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差异。这种差异，在悠悠岁月中，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心理。从历史文化的演进轨迹来看，公州是古代百济文化的代表，汉城则是近世乃至近代朝鲜时代文化的中心。在文化心理上，公州-扶余是人们公认的百济的世界。直到今天，在后期百济故地忠清南道，反映当年百济历史文化风貌的遗迹遍地皆是。在汉城，反映百济时代的历史遗迹，几乎荡然无存，相反，体现朝鲜时代兴衰的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德寿宫、宗庙、秘苑、云岘宫、北汉山城、南汉山城、东大门、南大门等胜地，却遍布汉江南北。汉城属于朝鲜时代，朝鲜时代的文化代表在汉城，这就是汉城最显著的历史文化特征。

　　到了近现代，汉城更成为韩国兴衰荣辱的象征之地。无论是1863年～1873年大院君实行改革、重建景福宫，还是1882年抗议闵氏家族腐败统治的“壬午兵变”、1884年开化派试图实行韩国版明治维新的“甲申政变”，或者是1894年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1895年残杀闵妃的“乙未事变”、1897年高宗宣布成立“大韩帝国”、1905年伊藤博文将韩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汉城。

　　1919年，全民族奋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进而演变成“三·一”独立运动的怒潮，这一壮举也首先发生在汉城，而后席卷全国，揭开了韩国独立运动崭新的一页。1945年9月，日本末代朝鲜总督阿部信行在汉城签署投降书，结束了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二战后，无论是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的战线推移，还是70年代韩国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80年代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抗争的民主化运动，都使汉城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提起韩国，人们自然联想到汉城；说到汉城，脑海中又会随即浮现出韩国的景象。首都与国家的重叠，这就是战后汉城在韩国政治文化中的复合形象。而公州在韩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是默默无闻。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百济时代文化鼎昌的精神记忆。

　　不可轻言告别汉城

　　曾经作为古代文化之都，并将大陆先进文化传播到日本的中转站百济，它能够通过21世纪的迁都之举再现曾经的辉煌吗？答案不难作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再现昔日的辉煌。正是汉城和公州在历史文化天平上的量级悬殊，成为人们反对迁都的一个有力的理由。毕竟，今天的韩国人并非1500年前的百济人，骤然割舍与汉城的首都情结，谈何容易。众所周知，韩国人历来以顽强地维护传统而著称于世，在首都情结的文化心理上让人们轻易地告别汉城，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文化资源配置的现实状况来看，汉城是韩国文化资源最丰厚的聚集地，公州与之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以高等教育为例，诸如汉城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梨花女子大学、中央大学、建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著名大学，无一不设立在汉城。公州的高等院校在学科设置、教师队伍构成、研究生教育、办学经费、社会教育规模和国内外知名度等方面，都难望其项背。另外，公州所在的忠清南道共有高等院校十余所，而汉城则拥有60余所。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汉城与公州的差距，诚可谓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的迁都决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自然不难理解。除了迁都所要耗费的巨大投资和对南北统一进程的政治影响外，根深蒂固的汉城首都情结，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心理障碍，也都出现在韩国政府面前。

　　当然，作为千年古都、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带，汉城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和发展包袱，汉城的“城市病”成了“韩国病”最明显的症候之一。克服文化资源配置上过于偏轻偏重的弊病，自然有其道理。但付诸行动，却难免遭遇来自历史文化冲突、文化心理冲击以及若干现实问题。韩国政府和民间有识人士如何运用其智慧，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尚须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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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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