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榜

　　“金榜题名”一词大家并不陌生，但对它的出处并不见得人人都清楚，见过金榜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保存着清朝100多幅金榜原件。

　　金榜，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中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成绩排名榜。因为它书写在黄纸上，也称黄榜；又因为它是由皇帝亲自批准并盖有“皇帝之宝”大印的，所以还有一个名称———皇榜。清代的金榜是分别用满、汉文书写的。

　　中国封建社会奉行学而优则仕，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而衡量一个人学识的依据就是科举考试。隋朝以来的1300多年里，这种开科取士制度一直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固定方式，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的惟一途径。一旦金榜题名，就意味着从此飞黄腾达，富贵荣华。

　　然而，在金榜的后面，是无数莘莘学子艰难苦涩、悲悲喜喜的故事。

　　科举之路

　　科举考试好像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只能一级级往上爬。

　　考童生是第一步。有的白身，即没有学位的人，到了70岁还在考童生。考童生就是考秀才，要经过由知县主考的县考、由知府主考的府考和由省里学政主考的院考，取得秀才资格。

　　有了秀才身份，便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乡试是省里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环节。乡试又叫秋闱，都在秋天举行。试题由皇帝亲定，监考官也是皇帝从中央任命。乡试竞争十分激烈，一般10到20个秀才中选取一名，考上就称举人。

　　做了举人，便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即进京赶考，会试也叫春闱。会试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共试三场，每场三天，连考九天，淘汰率在90%以上。通过考试的人取得“贡士”称号，也就是“进士”。

　　中了“进士”就可做官，但官大官小取决于最后殿试。殿试最初在紫禁城太和殿，乾隆以后在保和殿。清朝初年，皇帝亲拟试题和评判考卷。康熙以后才改由阅卷大臣批阅，只有前十名试卷进呈皇帝御览。

　　殿试一甲取三名，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取一百到三百人不等。头甲和二甲前七名次序由皇帝钦定，之后一、二、三甲按成绩排序填写金榜。金榜有大小两种，小金榜奏呈皇帝御览，大金榜则张贴于长安门外。

　　得中头甲的披红挂彩，骑马街前亮相，何等风光！落榜的却面如死灰，脆弱的或昏倒在金榜之下，或一根麻绳上吊，从此永诀考场。也有乐极生悲的，就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得中举人却又疯了。

　　八股取士

　　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主，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是：《诗经》、《书经》(《尚书》)、《易经》、《春秋》、《周礼》。

　　这些都是流传了数千年的古籍，题目从这些书里出，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评判文章的优劣依据的又是一整套刻板僵死的标准。这样的考试与社会实际需求相差千里，不可避免地会选出大量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的庸才，而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和创造精神的人却被拒之于门外。

　　像以《聊斋志异》蜚声中外文坛的蒲松龄，19岁开始童试，一直考到70岁，最终也没得到举人称号。

　　道光年间的名臣曾国藩，虽中进士，殿试却名列三甲，属于末等，靠走后门才被选为翰林。以他后来的表现，至少算得上封建朝廷中最有才干和功绩的官员之一，远在许多状元、榜眼之上，这岂不是科举考试的自我讽刺。

　　白发童生

　　科举制度不仅埋没人才，而且让万千知识分子困死考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终生一事无成。

　　在清代，白发童生、寿星举人比比皆是，成了一道十分滑稽的风景。不少学子从小考到老，命运之神却一直不光顾他们。康熙年间，江苏有个叫王式丹的人，二十来岁就考中秀才，当他考中状元时已是59岁。

　　清代笔记《清稗类钞》中记载：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人，还千里迢迢进京赶考。从清宫秘档中可以看到，参加乡试的考生中七八十岁的人非常多。乾隆五十九年，福建乡试生员中，七八十岁以上老人达百人之多。

　　十年寒窗，青灯一盏，且不说长夜漫漫浸泡了多少凄清寂寞，那一场场噩梦般的考试也够人消受的。

　　乡试、会试都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吃喝拉撒全在考棚中。棚中案几白天用来写考卷，晚上翻过来就是床，连大小便都要在棚中便桶里解决。考场四周岗哨如林，戒备森严。有钱人家尽量带些补品如人参；贫寒人家只能靠干粮充饥。康熙三十六年的状元李幡出身寒微，殿试时考篮里仅放着36个馒头。考试中，高度紧张加疲惫，使许多人在中途就病倒被抬出考场。

　　《聊斋志异》中描写乡试士子：入场提篮像乞丐，点名受呵责像囚犯，进入号房像秋后的冷蜂，出场后像出笼的病鸟，盼望报子时坐立不安像被捆住的猴子，得报没中像中了毒的苍蝇……虽然如此，还是挡不住读书人义无反顾的脚步。

　　考场作弊

　　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一些考生在考试中作弊。清朝对作弊考生处罚十分严厉，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例》要枷号三个月示众，杖一百，最后还要发往边疆充军。尽管如此，作弊之风仍屡禁不止。

　　在当年的一件作弊衣服上，里里外外用蝇头小字写满了答案。2003年2月在苏州又发现一本清代考生作弊书，厚0.4厘米，只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字的考试内容，一粒米就能盖住六个字！

　　因为科场作弊之风猖獗，为杀一儆百，清政府曾在考场实施严打。所有参加考试的士子都遭到彻底的搜身检查，查出许多夹带的人。考场外面，站满了一排排因夹带当场被带枷示众的学子。

　　此外，出钱请人冒名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专门代人考试的“枪手”行当，“枪手”风险大，但报酬也高，代笔一次就可得银30两，如果中了还有重谢。

　　科场腐败

　　考场内作弊不断，考场外运作繁忙。考生们常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走后门、打关节、找同乡、拜老师，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腐败主要来自官员。如嘉庆六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亲戚夹带；嘉庆十六年，湖南学政徐松倒卖官学名额，并将自己新编教材高价强卖给学生。清宫档案中记载了当年查处他们的情况。

　　咸丰八年，顺天乡试再出丑闻，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等收受考生贿赂，结果柏葰等主犯被处以死刑，其余90多名有关官员也受到相应处罚。

　　头名状元是金榜名次争夺的焦点。咸丰六年殿试，翁同龢与孙毓汶才华不相上下，都是官宦之家，朝中又都有人，于是在场外展开明争暗斗。传说翁、孙两家关系极好，殿试前夜孙父请翁同龢到孙府吃晚饭，聊天至深夜后留翁住宿。翁刚躺下，外面就有人放鞭炮，一直持续到天亮。孙家用心一看可知。翁同龢没有休息好，殿试时无精打采。幸亏他带了两支人参救急提神，最终还是得了状元，孙毓汶名列第二。

　　科举考试，殿试排名官方暗箱操作已是公开的秘密。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但他当年得中状元，却是仗了上层人物的幕后活动。光绪二十年，张謇殿试成绩不理想，收卷官黄思永是张的朋友，他悄悄补上张试卷上的一处空白，又改了一处错误。阅卷大臣评定时，同乡翁同龢极力想提携张为状元，但考生名次要依推选试卷的阅卷大臣的资格排定，当时八位阅卷大臣中翁只能排第四。但翁依仗自己是光绪老师，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拔为状元。

　　排名黑幕

　　金榜前十名由皇帝拍板，除了大臣推荐，有时皇帝也搞平衡。

　　清朝进士以江浙人为最多，114个状元中江浙两省就占69名。乾隆二十六年，新科状元原是江苏赵翼，乾隆说江浙出的状元太多了，便授意将赵翼改成第三名，而让陕西的王杰当了状元。

　　更为荒唐的是，有时统治者因为迷信重新决定金榜排名。光绪三十年，清朝最后一次殿试初定的第一名是朱汝珍、第二名刘春霖。慈禧审定时一看头名是广东人朱汝珍，就不高兴。因为她害死过“珍”妃；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当时正在闹革命的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而第二名刘春霖是直隶肃宁人，“肃宁”很吉利，且当时大旱，“春霖”也很吉祥。慈禧于是点了刘春霖为状元，朱汝珍成了第二。

　　最滑稽的是，有时金榜名次定好也会更改。嘉庆年间，一次举行皇帝接见新科进士的传胪大典时，新科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清没能及时赶到，于是二人的名字从金榜上消失，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在清朝268年的时间里，一共举行过112次会试，名字荣登金榜的只有两三万人。

　　气数已尽

　　时代进入到20世纪初，在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像大清的国运一样，气数已尽。

　　当时，西方自然科学迅猛发展，而中国学子们还在青灯下抱着祖宗的四书五经咬文嚼字。这时的封建科举制度，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已腐朽透了，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开始激烈地抨击它。其中最有名的是龚自珍的诗：“九洲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连光绪皇帝在一次阅完殿试考卷后，也不禁长叹：“这样选拔人才，难怪所学非所用呀！”

　　光绪三十年，在朝野一片呼声中，科举考试寿终正寝。光绪三十一年，光绪颁下“谕旨”：停止科举考试。此后，金榜题名永远成为了历史。

　　本报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栏目， 文字图片由央视10套《探索·发现》栏目提供，《清宫秘档》系列于12月20日—22日21：00在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播出。

　　(编辑：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