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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丕显同志，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于1992年完成《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该书回忆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如何在上海酝酿、发端，上海“一月夺权”的前后，他被“打倒”囚禁八年，以及后来被“解放”调离上海的详细经过。这些材料为研究党史，特别是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现摘编其中关于文革初期老帅“二月抗争”的章节，以飨读者。

　　1967年2月16日，在我(陈丕显)被关押一个多月之后的这天，一场酝酿了半年之久的政治风暴在北京中南海突然爆发了。这就是后来被江青、林彪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震撼全国的“大闹怀仁堂”事件。说起来，触发这次事件的引信之一还是我。

　　陶铸引火烧身一月风暴初起

　　1966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加紧了向上海市委夺权的步伐，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夺权的狂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市委、市人委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整个上海的局势也处于动荡不定、岌岌可危的境地。处于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我和荻秋同志心急如焚，可又力不从心，难挽狂澜。面对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危急情况，我和荻秋同志商量，决定向中央汇报，向中央求援。1967年1月3日，我挂通陶铸同志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上海局势紧急的情况，倾诉了内心苦衷，请求中央的支持和帮助。陶铸同志听完之后急切地问我：“你们能坚持一个星期吗？最好能坚持两个星期！”他在电话中对我又加重语气说：“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可是，我期待到了什么呢？期待到的是一场震惊，一场更大的灾难！

　　1月10日，大街小巷的大字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令我心惊的“北京来电”：“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有的大字报还传出了1月9日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陶铸问题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他在十一中全会前后，执行的都是刘、邓路线。接见红卫兵，在报纸上、相片里、电视中，刘、邓的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给管住了。”

　　后来我还知道了许多更详细的情况：

　　1966年12月25日，陶铸同志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因为要保护余秋里、谷牧、王任重等同志，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受到了这些人猛烈的围攻。性格直爽、刚直不阿的陶铸气愤至极。经过一番思考，他去找毛主席，直言不讳，慷慨陈词，要求保护老干部，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还流露出“京官难做”的情绪。

　　陶铸的真情感动了毛主席。12月29日，毛主席对他说：“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看运动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看一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啊，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毛主席自己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一二十人。

　　江青一伙对陶铸同志即将代表党中央外出考察极为恐慌。因为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的目的，就是要把全国搞乱，要打倒老干部，以便乱中夺权。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陶铸外出调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立即回上海，堵住陶铸的去路。老奸巨猾的康生、江青想出了毒计，把陶铸就地打倒，拔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便施展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的卑劣手段，在毛主席面前告了陶铸刁状，栽赃陷害，使陶铸罹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伙害人虫残害了多少忠良！

　　陶铸想保护一批党的老干部，结果自己却引火烧身先被打倒。自此，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更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了。全国掀起了揪斗、迫害老干部的一阵阵恶浪，陶铸没有能够出京考察，张春桥、姚文元却飞回到上海来“摘桃子”，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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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