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极盛期的建筑群的模拟复原图

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日军轰炸

东方图书馆

　　文/珞琳

　　夏瑞芳走出门口子弹射来正中要害

　　1914年1月10日，《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的一则广告，宣布：“公司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的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这看似平常的宣告在民国初期却有着相当深远的意义，而此举全靠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的努力。为此，夏公还亲赴日本，于1月6日代表商务印书馆与金港堂签订了日方退股协议。

　　10日这天，坐在办公室里的夏瑞芳看着《申报》上的这则广告，深深地松了口气，随后走出位于上海河南路的发行所，准备回家。然而，就在发行所门口，等待已久的暗杀者向夏公开枪。子弹正中要害，倒下的夏公说不出话来，虽然众人及时将其送进仁济医院，但是夏瑞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便匆匆离世。此事震惊上海滩各界人士，送葬当天，沿途几千人自发参加，蔡元培先生亲笔为其立传。

　　反对在上海开战导致讨袁军下杀手

　　在夏瑞芳遭暗杀后，其亲友义愤填膺，要找出幕后黑手，但最后不了了之。可以从《张元济年谱》中找到他招祸的原因：“乃因先前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督陈其美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嗾使人暗杀。”夏瑞芳是因阻止陈其美在闸北福州会馆设立讨袁军司令部而被党人暗杀。

　　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南京在7月15日宣布独立，可上海因军事力量不足，未能及时发动。7月18日，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黄兴任命陈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此时，反袁派与亲袁派在上海的战争一触即发。上海商界十分害怕战争。上海商会、商团公会、教育会、救火联合会联合组织上海保卫团，推李平书为团长，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

　　在“和平解决”失败后，上海总商会致函南北两军：“本日宣传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争，商民恐慌，要求设法维持。顷间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即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敌党。”显然，这封反战公函貌似公平，实际上警告革命党人，如果进攻制造局，则视为“敌党”。

　　而驻沪帝国主义者也出来干涉中国内战，支持袁世凯。7月27日清晨，租界工部局以中国商民夏瑞芳等人要求保护生命财产为借口，派遣总房巡捕头带马队30余人至南海会馆，驱逐讨袁军驻沪总司令部。陈其美此时已往吴淞，驻守司令部的蒋介石所部207人被英军缴械。上海租界工部局曾在此以前决定将黄兴、孙文、陈其美等8人逐出租界。就是这次支持“驱逐讨袁军司令部”导致了夏瑞芳的被刺身亡，终年43岁。

　　原是排字工努力成大家

　　夏瑞芳(1871—1914)，字粹方，江苏青浦人。幼年家境贫苦，父母到上海帮佣为生，将他寄养在乡下的伯父家看牛。11岁时由其母带到帮佣的美国牧师家，牧师看他聪明伶俐，便送他到当时教会办的清心书院读书。毕业后，先在英文文汇报馆学习西文排字，后进入英文捷报馆做排字工人。1897年，夏瑞芳与在清心书院时的好友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等共同集资，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被公推为经理。在印书馆成立初期，由于人手不足，夏瑞芳对于馆里事务亲力亲为，甚至有时亦要卷起袖子、脱下长衫到排字房做执字粒的工作。

　　1900年，商务印书馆收购了日商修文印刷局。次年改印书馆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创办《外交报》杂志。1902年书馆以出版教科书为中心业务，增设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1903年与日本金港堂合资经营，吸收并运用了国外先进的排印技术及资金，提高了生产力，扩大了经营规模。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过程中，十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曾先后高薪礼聘蔡元培、张元济任编译所长，除出版大量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外，还出版辞书、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为商务印书馆此后数十年间执全国书业牛耳奠定了基础。

　　自1897年被公推为经理开始，至1914年遇刺身亡，夏瑞芳在任17年，勤恳工作，知人善用。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作坊逐步发展为一个大型出版企业，他本人也从一个普通的排字工人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

　　东方图书馆被焚纸灰从闸北落到沪西

　　商务印书馆设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其前身是印书馆内部的一个资料室——涵芬楼，创建于1904年，主要为编辑和其他业务人员提供工作参考和进修用书。后来董事会议决定拨款11万元，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修建一座五层楼的钢骨水泥大厦，1924年建成，命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商务印书馆建馆30周年时正式向社会开放，阅览者只需花两个铜板的入门费，便可以在开架的书架上任意选书阅读。馆内有藏书46万册，其中拥有大量珍贵的古籍善本书和地方志。周恩来同志曾在此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东方图书馆收藏之富、之精，当时在中国、在远东均名列第一。但是，这一座文化宝库却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先投掷炸弹、后纵火焚烧，整整烧了一天，彻底毁灭。当天纸灰飞扬，弥漫上海上空，从闸北飘落到几十里外的沪西。

　　图书馆是学者的摇篮，不少知名学者年轻时在这里的书海中泛游。沈雁冰进商务后曾对人说：“在此不为名不为利，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而已。”文学史专家郭绍虞当年曾在商务附属的尚公小学教书，利用涵芬楼藏书写出中国第一本《中国体育史》，虽然是薄薄一本小册子，但这是为后人开路的披荆斩棘之作。复旦大学已故历史学教授、书法家王蘧常(被人誉为“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那时任“复旦”讲师，“每下课，草草进餐，即进(东方图书)馆……如入宝山，目不暇接，遂作札记若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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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商务桃李天下

　　商务的名人

　　我国历史最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以及《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均由商务印馆出版发行。一大批知名人士，如严复、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叔通、胡愈之、郑振铎、竺可桢、叶圣陶、周建人、陶行知、蒋维乔、杜亚泉、王伯祥、顾均正等，都曾为该馆作出过贡献。陈云早年也在此馆工作、入党，参加革命活动。许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是在商务出版的，如：鲁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怀旧》、老舍的最初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冰心的第一部小说集及诗集等都由商务出版。

　　商务的教育和制造

　　除了出版书刊，商务印书馆还举办社会公益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开设了小学师范讲习班、尚公小学、商业补习学校、东文学社、国语师范学校等。该馆还实行多种经营，设立博物部，制作标本模型；设立铁工制造部(后改组为华东机器制造厂)，制作印刷机器和理化仪器；设立活动影戏部(后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拍摄影片数十部。还制造教具、玩具、中文打字机、幻灯片、留声机唱片等，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教育出版企业。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