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中将瓦西里·斯大林。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２１时５０分，斯大林过世。在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召开了非常中央全会，重新分配权力职位。大权落入政府首脑马林科夫的手里，排在他后面的是莫洛托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内务部与另外两个部门合并，以贝利亚为首。

　　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放松了缰绳”：停止了对“医生案件”的追究，给“明盖来里案件（斯大林曾下令清洗贝利亚的同乡明盖来里帮）画上了句号，整顿了乡村地区的身份证制度，参加了大赦的准备工作，难道他会在此时迫害科巴（斯大林以及革命活动时的绰号）的儿子吗，人们为科巴之死痛哭的眼泪还没干呢！当然不会。

　　赫鲁晓夫当时还在暗处，他只是在１９５３年的７月中央全会上才开始抛头露面，那时他才能成为瓦西里（斯大林之子）的“魔星”，而目前离那时还有整整的两个月呢！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这３个人不能独立解决任何问题。

　　只剩下了马林科夫，那时他是国家的第一把手，要整领袖的儿子——只有通过他和在他的领导之下，才能行得通。因此，瓦西里之所以要蹲大狱，其原因在于马林科夫，而这位马林科夫曾为斯大林所宠爱，被友爱地称之为“马拉尼亚”（马林科夫的爱称）。

瓦西里和妻子加林娜以及他们的儿子在１９４２年。

　　可是，一向远离政治的瓦西里怎么会得罪了他们呢？在历史上，迫害已故沙皇、领袖、总书记的家属之事屡见不鲜。通过这种办法新的权势人物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让老百姓明白：过去的永不复返了，一切都将是另外一种样子，比过去更好。大概，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他们清算已故领袖，向全世界说明他的错误，指出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一切失误。

　　不过，瓦西里对他们其实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做为斯大林的儿子，他知道的太多，又说得太多，在苏联人民面前败坏了他们的声誉。他已不能服军役，也不愿意学习，又酗酒。要是送他去精神病医院，不太体面，“国外”的人都会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审查他一两年，然后悄悄地把他关进监狱。

　　提前说几句，在瓦西里出狱以后，他的老朋友多尔古申有一次曾问他坐牢的原因。瓦西里回答说：“还不是因为我这舌头。我曾不客气地当众指责贝利亚是个暴虐者，说布尔加宁是个好色之徒，把莫斯科的３间一套住宅送给了他的情妇，还配备了贵重的家具。”

　　在莫斯科军区的空军军官当中，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瓦西里·斯大林在微醉之后，愤怒地朝布尔加宁嚷道：“科里亚叔叔！还不是我父亲把你们从粪土里拉出来的，使你们成了人物，可你们弄死了我爸爸，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又来折磨我！”

　　对于瓦西里的这种家族遗传的粗暴脾气，那位元帅本来还可以忍气吞声。然而瓦西里又把这番话对自己的同事们讲了一遍，后来闹得全司令部以及各部队都知道了。此外，他还经常威胁说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把一切都说给他们听。这就让当局无法忍受了。由此可以看出，无需再去找谁是整瓦西里的主谋了。这恰好就是集体领导，一致通过的例子。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及其未来的死敌——“反党集团”的首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以及追随他们的谢皮洛夫，还有并未追随谁的米高扬以及领袖的战友伏罗希洛夫一干人等都一致同意。还有一事听起来不太可能，但却是真的，在贝利亚１９５３年６月被捕之前，布尔加宁还曾和他一起讨论过声讨斯大林的材料并向他征求过审理瓦西里一案的意见。

　　这既是斯大林的奴仆们对他进行的报复（因为那位“父亲与导师”曾让他们经常遭受屈辱，并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仕途与安危担惊受怕），同时也是他们惧怕自己被揭发的表现。

　　当赫鲁晓夫在１９５３年９月当上了国家首脑的时候，他对这些也都默认了。

　　（摘自〔俄〕安德烈·苏霍姆利诺夫著，李惠生　黄志渊译，《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