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金陵女大的老校友回忆,程瑞芳在1952年金陵女大院系合并后离开南京,回到了武汉居住。1962年,吴贻芳校长还自己出资邀请已87岁的程瑞芳重游金陵女大安全区。

　　目前,程瑞芳的孙子程国光、程国祥生活在武汉市,都已经80多岁了。

　　程国祥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与程瑞芳一起生活在金陵女大安全区,他回忆说:“日军攻占南京后,我和妈妈、妹妹一起留在南京与奶奶住在一起,当时我10多岁。奶奶说都走了学校没有人看守,自己年纪大了,不想走,就留下了,还有华群小姐(魏特琳)也没走,她们一起在国际安全区金陵女大难民所看护难民。奶奶总是很忙,管宿舍、膳食,在难民所还在协助华群小姐做很多事。因为日军常常进来抓人,人人都害怕,奶奶就常叫妇女们用布条包上头,脸上抹一些炉灰,躲在被子里,以防不测。”不过,程国祥印象很深的是那时常看到奶奶晚上在自己的房里灯下用钢笔写着什么,因为奶奶管的事情很多,他当时以为是在记账。

　　60多年后发现尘封日记

　　2001年12月7日,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在整理金陵女大零散档案时,发现了一本珍藏60多年的尘封日记。日记原名《1937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一段日记》,后称《首都沦陷留守金校日记》、《程瑞芳日记》。研究人员发现,日记系钢笔手书,一共3万多字,起讫日期为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这正是抗战初期“首都”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的时间。而且,程瑞芳还是逐日记载,从不间断。日记内容与《魏特琳日记》相互印证。

　　此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郭必强负责对《程瑞芳日记》进行整理研究。程瑞芳在日记中提到,每天记完日记都要赶紧藏起来,以免被发现。日记中,程瑞芳通过自己的亲历见闻,有力地控诉了日军在安全区内外烧杀奸抢的滔天罪行;褒扬了魏特琳等国际人士为救助和保护难民奔忙操劳的事迹;诉说了安全区内生活的艰辛,同时还揭示了安全区也无法保障难民安全的事实以及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反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巍说,“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视野中,还没有见到过一份中国人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原件。程瑞芳日记的发现和公布,正好填补了空白。”(文/朱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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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特琳,美国人,于1919年秋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1940年5月回国。

　　全书50多万字的《魏特琳日记》,以一位外国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情感,真实、详尽地记录了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的全过程。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所写的日记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拉贝日记》是当年在南京的一名德国人约翰·拉贝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作的真实记录,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拉贝日记》记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暴行,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在写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

　　东史郎1912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1937年8月，25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1946年1月回日本。东史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共有5卷37万字。1987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

　　此前，虽然国内公开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但专门从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书籍,除散见于一些书籍中的原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外，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书籍，《东史郎日记》弥补了这一缺憾。

　　(编辑：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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