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在我国，“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6万的门槛怎么来？“6万元-50万元”的标准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4个多月，发放问卷30万份，有效问卷263584份。据相关人员透露，完成这项调查最低人工费用支出600万元。

　　据相关人员解释，“6万元-50万元”的标准“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推导，也是用结果验证了的”。测算的起点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相应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但对于购买力评价标准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在我国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

　　6万到50万家庭年收入的界限，看起来似乎是让人充满希望的“中产”指标。

　　香港“中产”怎样划分？

　　但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的界定中，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

　　吕大乐说，在香港，对于收入的讨论并不多，“这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就香港而言，月薪2万到5万港币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这并不是等同于你就成了中产阶级”，“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你的消费方式，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吕大乐界定中的香港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透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

　　按照这样的评价标准，吕大乐认为，香港的中产阶级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25%。这个群体并非家财万贯生计无忧，现在也逐渐被卷入裁员、失业的漩涡。

　　“中产”的中国特色中国的现实，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成为“中产”的机会最大，因为他们占有资源，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

　　相关学者指出，在中国，“收入与社会地位事实上并非正相关”。比如学者教授，在发达国家都属于社会的的中产，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物质收入，但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学者的收入甚至有可能低于中等收入人群底线。

　　同样，在拥有政治资源的群体中，收入也成为并不可靠的指标，这个群体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他们由职务而来的可支配收入很可能远超于我们的视野。

　　对于私营企业主是否纳入中产，同样是一个“中国特色问题”。在西方的评价体系中，这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属于新中产，但是目前的中国社会，这个群体却是中产强有力的支撑部分。

　　“中产”：更多是一种思想状态如此看来，中产究竟是什么？在物化的指标和社会意义的评价之间，不同的视角甚至可以得出差异相当大的结论。在社会学者和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普遍认为，“中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或者说，不仅仅是经济状态。地位声望、教养职业、经济收入、社会交往，这些统统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标。如果过分关注收入，关注的中心实质会发生改变。(摘选)

　　学者张宛丽衡量中间阶层的操作指标

    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主要是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资格。

　　2、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

　　3、就业能力：拥有较高学历，掌握并提供市场稀缺的职业专业技能，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

　　4、职业权力：对其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权，对其上司及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发言建议权。

　　5、收入及财富水平。

　　6、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

　　7、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