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劲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在我国，“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见1月19日《华夏时报》)

　　且不说以6万元为起点的结论，是否准确、公信，单从使用数字化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的做法来看，这不仅是一次极其奢侈的统计，而且除了引起暂时的争论外，其意义寥寥。

　　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这次抽样调查历时4个多月，发放问卷30万份，回收有效问卷263584份。据相关人员透露，完成这项调查最低人工费用支出600万元。平均算下来，完成一份有效问卷，成本需要20多元。假如用同样的调查成本，去关注其他的社会阶层，比如与“中产”相对应的“无产”的概念，了解农村的失地农民或城市失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况，肯定比关注所谓的“中产”更具有实际意义，对公共政策更有帮助。

　　自十六大报告中出现“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提法后，“中产阶层”、“中间阶层”等概念突然间时髦起来，但是，究竟“中产”是个什么概念，很少有人说得清。为此，在对概念纠缠不清的时候，统计部门不惜花费巨资搞一份调查报告，使用数字化的家庭收入标准提出相对精确的界定，表面看也有一定意义。但是，细说起来这是非常荒唐的。

　　“中产阶层”这个概念，不仅是一种经济范畴的表述，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是美国人伯恩施坦。他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北美脑力劳动者增多的情况，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那样，出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扩大，中等收入的人增加了。他推出这个结论的目的意在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正在趋于缓和。

　　在西方国家，确定是否是“中产”，关键看是否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认为自己属于“中产”者，不光看收入，关键是其社会政治态度必须是“趋向温和的改良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一般不会支持通过革命、暴力、造反等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运动改变社会状况，主张民主参与的渐进的改革方式，对新生事物持有开放的、宽容的、相对主义的态度。

　　可见，国外的“中产”概念，是用来做社会政治分析使用的术语，不是用来进行数字标准界定的。这个概念引进中国，在学术界出现喧哗和炒作，可以理解，但是，政府的统计机构也掺和进来，一无必要，二不对题，三不讨好。600万元的调查成本也不是小数字。几天前，国务院扶贫办的官员透露，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是以“人均年收入在637元以下”为标准界定的，不搞这次“中产”调查，可以惠及100万贫困人口……

　　(编辑：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