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6万-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做出了以上结论，据 称，这一调查结果，使“中产”概念在我国首次得到了清晰的数字化界定。(据《华夏时报》1月19日报道)据报道，此标准是统计局城调队历时4个多月问卷调查，并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经过三重换算得来的，因此该标准“不是单向推导，是用结果验证了的”。并且，按此推算，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

　　———中产从此有了清晰的标准，并且前景诱人，面对如此精准清晰的统计结论和美妙的“咸与中产”图画，看来想不动心都难。然而，这种靠写写画画、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中产大餐，笔者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界定“中产”，“收入并不能够成为被强调的起点”、“这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因此，“中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济状态，或者说不仅是经济状态，地位声望、教养职业、社会交往，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标。实际上，对什么是中产阶级，曾大力向世界推介这一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50多年前早就强调，作为一个新兴社会群体，与其生活、心理和社会地位状态相连接的责任、权利，是比物质收入更为重要的中产阶级内涵所在。

　　然而，对上述专家学者公认的中产界定的复杂性，我们的统计结论何以习焉不察，执意要高举“唯‘财’是举”的中产观，急于打造数字化的中产标准呢？这对正确认识当前的社会现实，进而规划、指导其健康发展，有何意义？众所周知，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中阶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社会总体财富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逐年扩大，基尼系数不断攀升。

    ———如果我们无视这些最基本的国情，而忙着算计剥离了各种复杂内涵的“看起来很美”其实浮嚣不堪的所谓“中产标准”，并陶醉不已，我以为于国于民都是有弊无利的。

　　而且，即使单从纯数字的角度看，“6万-50万”的中产标准也并非没有破绽，我们知道现实是，目前我国人均GDP不过1000美元多一点，到2020年再翻一番也才2000，离3470的中产起点还差距甚大，何以统计部门这么一算，就有45%的规模了？

　　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不是文字游戏，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把复杂的发展问题简化为几个漂亮指标，乐于在纸面上演绎数字大跃进的做法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