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年你在政府供职让你获得一种独特视角，长久的官场浸润让你更容易看清楚“官场”的形态和权力的核心吗？

　　王跃文：我只能说我曾经熟悉这种生活。身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外，也许这就是你说的独特视角吧。我的个性的确同官场有些格格不入，很多别人看成司空见惯的事，我看来实在荒唐。有回，我不慎打破了开水瓶，管后勤的同事便买了个新的给我。这本是件小事，可是到了领导那里，问题就来了。因为原先配的开水瓶是多年之前出产的，陈旧而且样式老气。如今我的新开水瓶，倒显得比领导的还高级了。这还了得？管后勤的同事被领导说了一顿。诸如此类的无聊小事，时刻都在官场发生。

　　记者：看你说“在有些官场人物那里，没有起码的是非或道德标准，他们只认同实用的游戏规则和现实的生活逻辑，他们从骨子里嘲笑崇高，却很职业地扮演着伪崇高，而这些伪崇高者只要表演得像模像样，总有机会成为一方红衣主教”。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述？你有类似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吗？

　　王跃文：人性是脆弱的。现实生活强大的逻辑力量逼迫或者引诱着人们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人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犹如网上流传的那种所谓人生哲学：生活就像被强奸，你既然无力反抗，不如享受。与其让生活把你强奸，不如去强奸生活。说实话，网上看到这话时我感到触目惊心，非常悲哀。这也许可以解释我上面的那些话吧。很多人明白道理，却不讲道理。他们清楚，现实利益比道理实惠得多。他们清楚很多事情不能那样做，但没有办法。我琢磨，有些人的痛苦是真诚的，有些人的痛苦是装出来的。

　　记者：我看到你对“官场”精英的描述。你说：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精英的堕落比群氓的堕落更可怕。因为他们是善于理性思维的一类，总会找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所以他们就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你这样说，有切身感受和真实观察吗？

　　王跃文：且不管别人怎么对精英作学术上的定义，我所指的精英，是那些文化素质较高且置身于权力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能够决定社会的命运。上世纪我们国家那么多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从所谓的精英层开始的？

　　记者：有评论家说你的观察、体验和表述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的，还有现实的。因为在中国，按照行政区划分计有3206个市县。这些县市的“官场”日常运作和它们的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它们的庞大，它们品质的优劣跟一个国家梦想建立的政治文明有很大的关系。

　　王跃文：我觉得评论家们可能把因果关系颠倒了。首先应该建设好的政治文明，才会出现人们希望的所谓好的官场或好的官员。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官场中人的道德自律上，而应在制度建设上寻找出路，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龙票》：官商博弈的悲剧

　　记者：在《龙票》中，官商之间的博弈一直是你言说的焦点，你力图揭示中国近代金融业鲜为人知的一面，展示其生存发展的艰难和畸形，在你看来《龙票》中的官场和商场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你描述的主人公祁子俊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跃文：中国自古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商业不被重视甚至遭到压抑，而商人也更多地和“奸”联系在一起，民间常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便为明证。商人也由此为世人所轻视。这种整体性商业文化的缺失导致了中国商人缺乏独立品格，与朝廷或者说和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更多的是商业和商人对官场的依赖和官场对商人的利用和打击。祁子俊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出场，他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如明朝的沈万三以及与他同时期的胡雪岩。

　　祁子俊是一位商业奇才，他有非凡的胆识、勇气和魄力。在乱世之中，他周旋于清廷、太平天国、洋人之间而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协军饷、解京饷更是其大手笔，作出了常人乃至朝延所不能做的事。正因如此，义成信能成为天下第一大票号，富可敌国。财富的增长也为其悲剧性的命运埋下了种子。一方面其财富的获得更多地是依赖官场，也就是说在与官场的共谋中达成利益的分享，更多地是遵循权钱交易，一种非正常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潜规则下，祁子俊走私军火、垄断盐市、协军饷，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因财富的增长使其有了更多的政治上的诉求。祁子俊力图以自己的经济力量影响朝政，从而为自己的发展获得更多的特权和保护。然而一旦他的诉求超出了官场允许的限度，便为官场所不容忍，并导致了自己的败亡。

　　记者：《龙票》是个遥远的悲剧，但历史的悲剧往往对当下具有标本性和启示性作用。在你看来，祁子俊这一形象为当代的现实提供了什么经验和教训？

　　王跃文：祁子俊的悲剧有其个性因素，比如说刚愎自用、锋芒毕露。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悲剧，是权势和利益、官场和商场之间矛盾、博弈的必然结果。官场成就了祁子俊也毁灭了他，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当初是千方百计靠近权势，因为权势可以给我带来财富；可是我终于看到了权势的险恶，已经没有退路了。”在官商之间的博弈中，商人永远是劣势，只有接受失败的命运。祁子俊的悲剧也启示着后来者官商合流不可取，而确立商场的独立品性，遵守商场的游戏规则更为重要。

　　记者：在《龙票》中，你把你的观察从当代的“官场”生活延伸到了历史，对准了晚清。你对官场文化的思考也获得延伸了吗？你能简要地告诉我们你思考的结晶是什么？

　　王跃文：《龙票》写的是古代权利场。顾名思义，官场是权力场，商场是利益场。但是，官场又是利益丰厚的所在，谁都知道，权能生利。而商人无论大小，都是需要某种权力保护的。小商小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护，流氓地痞也是一种权力；豪商巨贾则需要达官贵人的庇护，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护伞。然而，官场同商场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而且商最后总是输给官，没有百年不衰的红顶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可争辩的史实。只要官场权力还能寻租，就会有红顶商人出现，而红顶商人的悲喜剧就会不断上演。从近几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曝光的案例看，没有哪个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贪官紧密勾结的。同官场勾结，神话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场纠缠过深又恰恰是他们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

　　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

　　记者：周梅森、张平、陆天明不约而同为他们的小说正名，他们把自己身上“反腐文学”的标签换成“政治小说”。你怎么看自己的“官场小说”？你要修正自己的文学标签吗？

　　王跃文：我没有考虑过自己需要什么标签。一定要的话，我比较认同“政治文化小说”这一提法。

　　记者：我看到有论者为了确立“政治小说”的概念，把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复活》划到“政治小说”的领域，你怎么看？

　　王跃文：政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中也都可以看得见政治的影子。但硬要把某部小说贴上政治小说之类的标签，也许太狭隘了吧。

　　记者：有一种对所谓“反腐小说”或“官场小说”的批评，就是说它的简单化和概念化，我也看到有评论家对你的小说的批评，你接受这种批评吗？

　　王跃文：我觉得我的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就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在官场中的复杂，读者“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不打算理会有些批评家的高见，因为我看过有些批评家的大作，发现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读我的小说，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没有读人家的作品而写出那么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真是辛苦他们了。

　　记者：你谈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时说：“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怎么理解？

　　王跃文：我觉得，不仅仅是文学，包括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观照人类自身，有的是间接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承担，应该呈现一种真实的东西，或者说是真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来呈现。我认为，哪怕最离奇的幻想，也必然是来源于现实，呈现出真实。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文学作品哪怕稍微忠于生活就不见容，而很多低俗甚至恶俗的东西却大行其道。

　　记者：在你的观念里，文学是可以属于大众，可以被街谈巷议的吗？你怎么看小说的畅销，怎么看小说的艺术品质？你会忽视它吗？

　　王跃文：我觉得有些真正的天才写作也许不会考虑大众，比如卡夫卡和乔伊斯，他们是天纵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数作家如果在写作时考虑大众的阅读，也许会写得更好。这并不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畅销的并不全是好的，但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畅销。《红楼梦》并不因为它畅销两百多年了，就影响了它的艺术品质。

　　记者：有媒体报道，你状告“河北王跃文”案被列为2004年中国文坛八大官司之首。能谈谈是怎么回事吗？

　　王跃文：法律最叫人无奈的是它有时候会遮蔽真相。其实此案的关键不在什么“河北王跃文”，而是策划出版冒名之作《国风》的书商杨某。“河北王跃文”原名王立山，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没有写作能力。他是被书商哄骗更名“王跃文”的，然后又因为无知把身份证借给了书商。书商正是拿着这个蓄意策划出的“王跃文”身份证去华龄出版社谈出版合同。《国风》一书根本就不是所谓“河北王跃文”写的，他是个冤大头。此案已经一审判决，判令“河北王跃文”、书商杨某的北京中元瑞太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华龄出版社等四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如果深究，所谓“河北王跃文”可能就涉嫌作伪证了。

　　★背景

　　《龙票》讲述慈禧未掌政前，发生在皇商、儒商、奸商之间的生意、利益、权力之争的故事。故事描述清末钱庄的二少爷祁子俊，如何从一个纨绔子弟，在经过家族败落，经历人生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后，领悟到人生真谛，渐渐成熟、成长，终成就自己在金融界的霸业，其间也穿插讲述了他在不同阶段与四个女人之间恩怨纠缠的感情故事。该小说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出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中国近代的金融业是如何艰难起步。商场的波诡云谲、商战的无情残酷、商人的精明奸诈、官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纠葛、人性的美好与善良、爱情的甜美和无奈都在该小说中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

　　●王跃文：出生于1962年10月，湖南溆浦人。1984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政府机关工作。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作品有长篇小说《国画》、《亡魂鸟》等，短篇小说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等。他的长篇小说《国画》曾引起社会轰动。最新出版长篇小说《龙票》。

　　(责编：幽山)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