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当天，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飞离延安抵达上海，将要去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谈判有关事宜。在上海，周恩来等人专程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

　　这天，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住处时，宋庆龄亲自到大门口把周恩来等人迎进客厅，并高兴地说：“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

　　自西安事变以来，她对中国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极为赞赏，更钦佩周恩来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胆识和勇气。当她听完周恩来当面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看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她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是充满了信心。她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愿意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尽力，并说：“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重逢，宋庆龄专门派人上街购买了丰富的食品，留周恩来在寓所吃饭。

　　7月中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到庐山同蒋介石等人会谈，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个月以后，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这种危急关头，周恩来拍电报给宋庆龄，请她撤离上海。起先宋庆龄想坚守故土继续战斗，但在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听从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意见，于12月23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惜别上海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故居，秘密离开上海，乘轮船来到香港。

　　到香港后，宋庆龄为配合、支持大陆的抗战，积极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援助，共同为国内的抗日战争作贡献。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8月初，中共长江局特派邓颖超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邓颖超还约请宋庆龄一起去广州，推动广东以及华南的妇女爱国活动。宋庆龄欣然允诺。不久，她们悄悄离开香港来到广州。在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的推动下，9月19日，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了，名誉会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让他保证宋庆龄等人安全撤离。他还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速派人帮助孙、廖两夫人等人离开香港。为此，中共中央发出特急通知，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尽全力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开香港。就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几个小时，宋庆龄得以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前往陪都重庆。

　　到重庆后，宋庆龄遭到国民党的监视。国民党特务们都知道，这位“国母”与共产党和解放区有密切联系，她倾向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因此，对她限制更多。但在重庆期间，宋庆龄却有较多的机会与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见面，并经常保持书信联系。

　　1942年，保卫中国同盟也从香港迁至重庆，但工作举步维艰。5月，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请她偕女儿前来重庆。廖梦醒到达重庆以后，一方面担任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另一方面协助宋庆龄开展“保盟”的工作。“保盟”的工作恢复后，迅速在重庆等地募集抗日捐款，并通过周恩来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转交给解放区的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打败侵略者、反对反动势力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宋庆龄和周恩来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1942年冬，董必武等人要返回延安，宋庆龄特意在重庆自己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茶餐会，邀请周恩来夫妇、冯玉祥夫妇等人参加。当周恩来人席看到宋庆龄安排的一桌丰盛菜肴时，风趣地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

　　这天，宋庆龄的壁炉架上正好挂着两株金灿灿、黄澄澄的稻穗，这是秋天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专门带回来的。大家对这两株禾穗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宋庆龄便从壁炉上把它们取下来，托在手上，深情地说：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周恩来走过去接过禾穗，动情地抚弄着说：

　　“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周恩来的设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在新中国的国徽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上，都庄重地画上了两把金黄的禾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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