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周恩来也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肄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 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1949年6月21日

　　6月28日，邓颖超带着这两封分量极重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南下上海。

　　6月29日，宋庆龄接到信，她欣然同意随邓颖超北上。

　　由于身体原因，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延至8月下旬才动身北上。8月28日，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宋庆龄乘坐的当时条件最好的火车来到北京。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各方面人士早巳迎候在站台上。

　　等宋庆龄稍事休息后，9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全体会议，欢迎宋庆龄就任筹委会主席，并讨论有关事宜。

　　9月21日，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面并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这使宋庆龄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欣慰和振奋感。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同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闭幕时，宋庆龄被全体委员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更加注意在重大问题上征询和汲取宋庆龄的意见；重要会议，请宋庆龄参加；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经常向她通报；对宋庆龄分管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宋庆龄经常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她与周恩来除了面谈以外，还时常有书信、电报来往。

　　1950年5月24日，周恩来拍去一封致“上海宋庆龄副主席转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贺电，称：

　　6月1日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十二周年纪念，特电致贺，并祝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为新中国的人民救济福利事业而努力中获得更大成绩。

　　宋庆龄为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所感动，她立即回了信。

　　这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恰逢周恩来和邓颖超“银婚”(25年)纪念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不着意向谁提起这个日子，也不主张去纪念它。可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却挂记在心上。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她特意发了一份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

　　你们在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宋庆龄

　　这份电文，包含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诚挚的友情和几十年做事、为人的崇高品格。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往及友谊，还蕴涵在日常生活小事中。

　　宋庆龄初到北京前，周恩来为她寻找一处住地，最后勘定后海北沿的一套住宅，并派人修茸、整理，他还多次到该处去检查是否适合宋庆龄居住。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副主席的生活。

　　宋庆龄对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北京，总要亲自带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有一回周恩来请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她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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