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不愿在即将成为孤岛的上海当亡国奴，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跟随决定赴内地的巴金和靳以一同离沪，赴内地求学。

　　那年夏天，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们一行四人，乘坐开往香港的太古号轮离开了上海。我是背着家人偷偷走的，父亲的寻人告示还在船上的扩音喇叭里不断回响。但我的身边有可信托的知心朋友，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我们四人到达香港后，又同赴广州，随即俩俩分手。陈蕴珍与巴金去桂林，我与靳以去重庆(因重庆有靳以的二弟)。广州一别就是整整六年，到1944年初桂林重见时，我已结婚生子，并立刻要当第二个孩子的母亲。我与靳以是在从福建重返重庆的途中去看望他们的，可以想像我们重逢的快乐、兴奋，以及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

　　陈蕴珍此时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继续她的学业，她见我大腹便便，不断地埋怨我结婚太早。联想到结婚仪式上介绍人不是她，又很“生气”，于是指着我的腹部说，这回无论生男生女，她定要当这个孩子的干妈。

　　不久，陈蕴珍与巴金双双来到重庆。他们新婚不久，住在市内民国路上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内，那是个楼梯下的小小屋子。我们住在内迁的复旦大学宿舍，在北碚江对面的夏坝。他俩一有空闲，就摆渡过江，到我们家住上几天。虽然在穷乡僻壤，但我和陈蕴珍的兴致不减当年。尤其是每逢“三六九”赶场日，我们一定去挤热闹。穿梭在摆满农产品的地摊之间，我们仿佛又回到中学时代，脚底下是上海的大马路。我们从农民手中买来鸡鸭肉蛋，回家为我们的四人天地营造温馨。有时两人逛得兴起，跑到路边小吃摊，一人来上一碗醪糟汤圆，一边吃得津津有味，一边观看周围街景，仿佛当年坐在上海的咖啡馆里。我们并不以小镇清贫俭朴的生活为苦,尤其是陈蕴珍，她仍然欢笑依旧，还兴致勃勃为她的小干女儿买来乡下本色土布、粗粗的红丝线，用一双巧手缝制了非常漂亮的小衣裙。我没想到她有那么好的手工，还会绣出那么漂亮的花样，土布和土丝线在她手中如变魔术一般，真令我羡慕不已啊！

　　热心的双臂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相继回到上海。他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仍然住在霞飞路霞飞坊索非家的三楼，而我，也有一段时期住在蒲石路的母亲家。我们相隔仅一条马路，来往甚是密切。

　　解放后，巴金和靳以经常一同外出开会，参加各项活动。1953年，靳以调离了多年任教的复旦大学，到位于市内的上海作协工作，我们也把家搬到市内。此后，无论我们是住在长乐路蒲园，还是住在复兴西路34号，或是到茂名公寓，直至今天的住所，陈蕴珍几乎天天都会出现在我们家里。她和靳以性格十分相近：热情爽直、喜好热闹，我们四人有他们两个就够热闹的。而当我俩面面相对时，仍有说不完的私房话。她处在一个大家庭里，后来婆婆、小姑，全都住在一起，她是这个大家庭的主妇。他们搬家到武康路时，我见她一件件仔细为婆婆、小姑挑选家具，真是从心里敬佩她。

　　她把大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让巴金在朝鲜，在越南，以及外地安心工作。她也把她的关怀，同样普洒在我们家中。靳以外出的日子，她关心我们的孩子。1956年底，靳以出访苏联，他离开的第二日，我的大女儿就高烧不退。此刻我的小女儿出生才半年，我又工作繁忙。陈蕴珍对她这个从小看大的干女儿真是关怀备至，不但天天前来看望，还为她四处请医问药，焦虑之切如同亲生。最终我女儿因病势凶恶，虽被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还是落下双腿残疾。她对这个孩子更加关切，不只在健康方面，更在心理上，精神上关心她的成长。多年后，我读到《家书》，从他们夫妇来往的信件中，重温了那段时期他俩对我女儿真诚的关爱。而那一刻，陈蕴珍和靳以早已与我天人永隔，我也只能遥对空中诉说我的感激和怀念！

　　1959年11月，靳以突发心脏病骤然告别人世，不要说我，连同他的许多朋友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因生与死只发生在短短的16分钟里。我是个内向的人，又过于理智，不会任意发泄我的悲痛。此时我的儿子大学还未毕业，大女儿病残在家，小女儿年仅3岁。陈蕴珍犹如我的亲姐妹陪伴在我的身旁，为我料理我所不知的大大小小一应事务。公祭之时，她站在家属行列的前面向所有前来祭悼者一一鞠躬还礼，照片定格了当时的一幕。而我，又在哪里呢？我与两个女儿坐在靳以身边，不忍离开，尽量延长这最后一刻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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