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春节不仅形象地重现了先祖祈吉求祥的民俗，更浓缩着家庭圆满、亲朋如意的渴盼，而当我们回眸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如何过春节，会发现在这幅节日生活长卷中处处折射着时代的印迹，是社会发展变迁、时代集体情绪的一面镜子。
　　
　　50年代：过的是“翻身节”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以示庆贺，表示人民的政府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

　　解放了，老百姓要破除迷信，过年不再兴送灶王爷、请灶王爷。“灶王爷”一家之主的地位，变成被扫地出门的角色，神像被扔在茅厕里，后来这种情况成了侯宝林说相声必抖的一段“包袱”。

　　大年三十晚上，再也看不见往日躲债在外的“杨白劳”和上门逼债的“穆仁智”。江苏省如（皋）东县新余村，村上80户人家原有48户以讨饭为生。解放后每人得到两亩地，每户有一辆纺车，两口猪，盖上了新茅屋，翻身的农民户户磨粉蒸糕、蒸馒头过年。家家供上毛主席像，大年初一第一件事是给毛主席拜年。

　　抗美援朝时期，每逢过春节，祖国各地人民都要纷纷写信慰问人民志愿军，而志愿军战士也要纷纷写信给祖国人民祝贺新春。1953年，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在他给祖国人民的信中写道：“正当春节就要到来的时候，请接受我——一个战斗在朝鲜天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士，向你们——我们伟大祖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开始实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预祝你们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建设计划，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使我们人民过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1957年春节《北京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一户普通人家的大年夜》的文章，描述了当时过年的情景。文章写道：三十晚上，我到一户熟朋友家去串门，还没进屋，就听见大人、小孩们的—片笑声。我问主妇鄂老太太过节吃什么，她说：“我们买了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点青菜、豆腐，够我们一家子快快活活地吃几天的了。”

　　60年代：过年在公共食堂

　　1958年，“人民公社化”风暴骤起，全国普遍建起了以村为单位的集体食堂。这种状况延续到了60年代初。那个年代过春节，典型的景象是：各生产队的大街小巷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贴上新春联，挂起毛主席像，大街上吊挂着五颜六色的标语，除夕夜各生产队集体食堂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放开肚皮，拼命地吃，想将一年来亏空的油水，都一下子吃回来。会餐之后，社员们还领了羊肉馅回家包饺子。

　　年初一，天刚蒙蒙亮，震耳的鞭炮响起。这时公社干部到烈属和军属家里贺年。男女社员们挨门串户，互相拜年。小龙、高跷、丑车、跑驴表演也上了街。

　　集体性是60年代春节的特征。城里的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六十年代，各单位也有组织文艺晚会的。大年三十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拿出拿手的节目，倒也欢乐祥和。

　　70年代：“革命化”的春节

　　70年代的开篇语是“满怀革命豪情迎来伟大的70年代”，还有一直持续到1977年的“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的口号。

　　到了春节，上级又是“强调”又是“要求”，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之际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高门儿大嗓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上再动手。这叫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四人帮”时的福建霞浦县沙江公社大年三十要奋战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初一要植树，初二要积肥。

　　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年代，除夕夜的城里到处冷清清、静悄悄。只有革命的红旗满天飘，没有鞭炮，没有团圆的年夜饭，没有联欢会。典型的过节场面是，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吃年夜饭。桌上，一块砖用红纸包着，上面端放着一尊瓷烧的毛主席半身像和左右两只摇曳的红蜡烛。还有素菜和一盘白菜包的饺子。

　　从1962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大批青年奔赴东北、陕北、西南和内蒙古草原，年复一年地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从1969年的春节开始，公社和县革委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移风易俗，吃忆苦饭，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开批判会。

　　80年代：看春晚过春节

　　80年代的春节，电影院里终于开演了《唐伯虎点秋香》那样的彩色宽银幕港片。

　　1983年春节晚会的诞生被称为是一个奇迹。第一次春节晚会的导演是黄一鹤，主持人是马季、姜昆、刘晓庆、王景愚。晚会上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在文革中被批判是用一只煮不烂、做不熟、咬不动的鸡讽刺社会主义，王景愚开始是不敢上台演的。而李谷一的《乡恋》也曾在《北京晚报》上展开讨论。有人说歌词“缠绕着不健康的情绪，隐约含着毒素”。导演打算如果点播率高过60%就唱。果然，李谷一还是唱了。

　　不知是有了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市场上的彩电才紧俏，还是家有彩电的人多了，春节晚会才愈发火爆，反正节前“抢购”彩电可称得上80年代的一景儿。三十儿晚上一家人早早吃完年饭，预备好记录晚会公布的谜语的纸和笔，还要为谁坐在离电视最近的位置争执一番。1987年的大年三十，自打主持人一上场，炉子上水壶开了没人愿去提，想上厕所的忍了又忍，怕错过了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更怕错过了节目间穿插公布的有奖谜语。

　　高档呢子马甲、半大衣、纯毛华达呢、大纹哔叽、法兰绒的料子摆进了节日的商场。1981年春节前，河南七里营刘庄大队社员刘明福家扯了120尺的翠绿色丝绸做窗帘，购了4个大立柜，一张双人钢丝床，两辆自行车，四块手表，一部收音机，一部电视机，一部缝纫机过年。贴在他家门上的春联写着，“迎新春农家喜盈盈，奔四化万众一条心。”

　　90年代：春节变成黄金周

　　5个结伴前往哈尔滨看冰灯的年轻人是1992年年三十的新闻人物，团圆年的观念正在被悄悄改变。1994年的除夕，北京开始拒绝放爆竹。警察在大街小巷捉违禁者，谁也不愿出门，家家吃了年夜饭就躲在房里看电视，孩子早早睡了。后来全国都在跟风，有人说，不如像新加坡那样，过年的时候用录音机播放放爆竹的声音也权当喜庆了。

　　1996年的春节有了最长的假期，从初一到初七整整一周。这时的中国人即使拜年也缩在家里打打电话了事。调查显示，虎年的沪上大约五成的家庭把营养保健品作为送礼的首选，乐坏了保健品的厂家。约10%的家庭要外出旅游，旅游业和运输业要准备接纳百万的游人；一半的人坐出租车拜年，大年初一、初二看不见出租车空驶。

　　到1997年旅游过年有钱也难，还在1996年12月，东南亚以及海南、昆明、西双版纳、厦门、武夷山等国内路线已经爆满。那年北京春节旅游过年的人数在10万人上下。
　　1999年最流行的歌是《常回家看看》——“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就盼个团团圆圆”。

　　新世纪：寻找年味的回归

　　进入21世纪，到饭店吃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年夜饭的规格越来越高；旅游过节依然是潮流，只是人们早已不再满足于在国内转悠，更多的人涌向了新马泰、欧美；节前，除了选购传统的年货外，一些人还奔向汽车交易市场，将中意的小车开回家。当然，团圆还是年的主题，年根底下，如潮的人群依然奔向大小车站，拥挤着要赶在大年三十前回家。老一辈的人依然有着浓厚的年的情结，一年年地坚守着过年的习俗，鞭炮、春联、福字、年画、祭祖、拜年、压岁钱等年的专有物事在他们心中分量依然很重。

　　但，人们还是觉得年味越来越淡，年复一年，媒体上充满了对年味回归的讨论，事实上，有的地方在尝试通过一定的活动，唤起人们对传统的记忆。今年2月1日是小年，南京举办中国首届祭灶节，多年不被重视的灶王爷被4名民间艺人抬着穿过挤满人群的大街。

　　相信这一活动，其作用不仅会让人们重拾“祭灶”传统，而且会引发对春节传统回归的思考。(蔡敏)（本文图片均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