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会儿海军回来了。他拿来个袋子，里面装着三文治、鸡蛋之类的东西， 还有一瓶柠檬汁，是从他朋友家里拿来的。海军说：“我现在要去吃午饭了。一两个小时后我再来看你。”他就这样走了。安全，清爽，冷静，讨嫌。车厢里热得流油，外面似乎凉爽一点。这使人感到仍然有个机会，只有一个机会。我们没再看见海军。因为列车很快就开动了。我们开始了上海之旅。

　　追溯起来，其实项美丽的每一段冒险，都与一次恋情有关，从她二十三岁那年跟个作家去欧洲开始，出走非洲，到三十岁那年来中国，每一次，都是“此情无计可消除”的结果。不甘于在“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怨愤中困守愁城，作为一个自信满满的现代女子，既然面前的每一条路都”没人说别去”，她便”仰天大笑出门去”。管它三七二十一，见路就走。

　　在去南京之前那些天里，项美丽与邵洵美之间的关系似乎空前的冷淡。项美丽在战事爆发后甚至有好几天与他失去了联络：

　　洵美怎样了？战争爆发后我花了几天时间才找到他。他没有设法第一时间把他改换地址的事情告诉我，因为我们吵了一架。

　　看来，项美丽是憋着一股跟邵洵美吵架的怨气而去南京的。不过，如果她跑去南京时多少还对那海军抱着点好感，把他当成一个也许可以寄托终身的港湾，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站台上烟消云散了。这位安全、清爽、冷静的好男人，完全符合她当年开出的择夫条件，甚至可以说是超标了。他是那样的循规蹈矩，忠实可靠。然而今非昔比，现在的她，是一个陷入一场热恋的女人，所以每个与她相遇的男人，都会有个参照系。在她描写海军那不动声色的冷静笔调中，情不自禁带了点调侃。与那个傻呼呼老是妙想天开的邵洵美/潘海文/宋云龙相比，这位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绅士与她根本不是一路人。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她明白了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一心只想着那列火车……海军被我拋诸脑后。”此时此刻，“仍然有个机会，只有一个机会”。

　　那列命定的火车很快就开动了。而这段恋情也就是这样随着南京的远去无疾而终。南京在四个月之后陷落。项美丽也从此没再去过那个城市。她还是得回上海去面对她的问题。

　　她的问题跟别人不一样，非关安危，也不是生存问题。因为她完全可以跟她那些美国、英国朋友们一样，在这座危城还没完全陷落之前逃之夭夭。在这种时候还留在城里的西方人，如果不是负有特别使命，就是无处可去的倒霉鬼。项美丽肯定不属于后者。这就难怪英国情报部门对她的行止大惑不解，有段时间还把她当作重点监视对象，列为项目，材料厚厚的一大本。也难怪宋庆龄一直都信不过她，一口咬定“这个女人是特务”。因此在项美丽撰写《宋氏三姐妹》时，她一直不肯合作。还警告她的秘书小心，别跟她来往。

　　还是温源宁说对了一半：她陷入了与邵洵美的热恋无法自拔。不过，邵洵美并不是完全不把她当回事。1937年三四月间，热恋中的邵洵美曾提出与盛佩玉离婚跟项美丽结婚。至少他私下里曾跟项美丽如此表示。 但是项美丽感到这不是个能使她安心的解决办法。

　　首先，卲洵美还是爱盛佩玉的；在这种情况下把他从盛佩玉身边拉开，对项美丽来说没任何意义。其次，他有那么一个大家庭，六个孩子和一大群亲朋戚友都把他当作主心骨。要是他俩远走高飞，他逃不开责任; 而她，也逃不开良心的谴责; 因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包括孩子们在内，都是项美丽的朋友。他们两人肯定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一直都苦恼不堪，反复商讨。在《太阳的脚步》中，当多萝西抱怨她只不过是云龙的妾时，这位总是妙想天开的诗人突发奇想，提出了一项解决办法。

　　“我是我自己父亲的儿子，也是我伯父的儿子。”云龙说，“你记得吧，我告诉过你的，我伯父没儿子，我父亲就把我给他作了儿子。我们中国人常常这么做。哦，这在一家人看来这没什么不同。但现在你看，我便合法地变成了两个人。所以我也可以合法地拥有两位妻子。只有两个。因为现在多妻是不合法的。但你是另外一个我的另外一个妻子，所以没人会因此向我问罪。你看呢？”

　　“不行。”多萝西说。

　　“好了，别担心，我说的是真话，你不是我的妾。”

　　云龙的这种怪论，看上去似乎令人啼笑皆非。不过，如果我们把它看作小说情节而半信半疑的话，下面这段引自《我的中国》的回忆，却是与之遥相呼应。说明它并非完全虚构。那场谈话发生的时间是“八一三事件”之后，也就是项美丽为邵洵美抢运出那些财物和藏书，并同意作他那间印刷厂的挂名厂主前后的日子里。有一天，他们谈到米尔斯先生，项美丽不无哀怨地说，有了这只猴子，以后她就不会寂寞了。

　　“……我会要在这里、在这间安乐窝里老去，发胖，到了星期天下午，就等人打电话来。”

　　“啊，别傻了，”洵美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是我家的一份子。你永远不会孤寂一人。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怎么作。你一定要跟我结婚，然后就会万事大吉。”

　　“跟你结婚？”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