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颖 编译

　　1944年8月25日清晨，400万巴黎居民从窗户里探出头，忐忑不安地审视着自己的首都。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卢浮宫、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圣心大教堂像昨天一样静静矗立眼前——迷人的城市毫发未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一场浩劫之后，巴黎奇迹般地保住了自己的美丽与光荣。但是，60年时间转瞬即逝，2004年又一个巴黎解放纪念 日到来的时候，法国电视3台的一个纪录片《1944年夏天》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法国全国引起震撼。法国人仿佛被别人从睡梦中摇醒，擦一擦眼睛，突然看到了被解放日那光荣与伟大深深遮掩的丑陋的一面。

　　清算的日子来了！

　　1944年9月25日，法国图尔农市抗德游击队(FTP，直译为“自由射手”，原指法国古时的义勇军，普法战争及二战期间法国游击队沿用此名——译者注)的周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段消息：“战友们，你们看到那些秃头女人了吗？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图尔农市，正义刚刚得到伸张。就在这个星期六，根据地方委员会的申请，我们驻扎在当地的游击队的理发师拿起推子，剃光了这些法奸的头发……然后她们被推上大车，在市民的唾骂与嘲笑声中穿城而过。最后，在老百姓和我们英勇的游击队员高昂的《马赛曲》乐声中，游街的队伍停在本市女子中学的大门口……”

　　这些文字生动记载了解放日数周之后发生在图尔农市的一幕——对几个被揭发在德军占领期间“通敌”的妇女的游街示众。这个隶属阿尔代什省的行政专区发生的一切，在法国其他地方也同样上演着。法兰西历史上最欢乐最灿烂的这段日子，因这些事件沾染上抹不去的污点。重获解放所带来的难以表达的欢乐，一方面转化成欢腾的群众舞会，一方面转化成对曾与德军合作过的法奸所进行的野蛮、残忍的报复和清算。

　　通敌的妇女被剃了光头，与德军合作的法奸被草草定罪，有多少法国人在这场被后人称做“血腥的清算”的行动中成为清算对象？60年过去，有关这段历史的细节与数字依然含混不清，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讨论。在这场自下而上的“清算”中，有些人罪有应得，有些人无辜受过，还有些人逃过了惩罚。越来越多的史学界专家认为，这场清算行动的打击范围显然过宽，手段也过于残忍。根据有些研究者近年所做的估计，当时大约有10万人受到惩处，100万人受到怀疑和质询，5万名妇女被剃了光头。而根据官方和先前比较一致的看法，受害者的数目并没有这么庞大。

　　浸满鲜血的罪与罚

　　事隔多年，当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把目光投向60年前，许多档案已经不翼而飞，令人尴尬的沉默遮掩了当年过激的清算行为，使后人难以真实而中立地书写这段搀杂着污点的历史。一些有心人扎进浩繁的历史档案，终于拼凑起只鳞片爪：

　　1944年8月18日，在阿列日省小城帕米耶，数名游击队领导、共产党员和几个市民(一个理发师、一个鞋匠、一个工人、一个客栈老板和一个邮局职员)共同组成了“人民法庭”。在接下来的15天里，这个法庭至少匆匆枪决了42人(根据有些证人的回忆，实际处死的人还要多一倍)。这些人在死前饱受折磨。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女人被剃光了头发，遍体鳞伤跪在地上，有些人还被剥光了衣服。男人的头上箍着汽车轮胎，背对着行刑队，在吃枪子儿前还要亲手掘好自己的尸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咆哮声中，在仓促与混乱中完成的。”接到把囚犯移交正规司法部门的通知后，“人民法庭”在15分钟之内匆匆枪决了手里的最后一批人。帕米耶发生的事情让很多老百姓感到不能接受，一位女士写道：“我们这里，仇恨情绪、私刑拷问、群众中打击范围扩大的复仇和虐待如脱疆野马，构成了解放日中让人厌恶的另一面。”法国内地军(FFI，1940年～1944年被占领期间法国国内抗击德军的游击队组织——译者注)的一些领导也不得不承认：“想不到这一切竟会发生在法兰西的大地上。”

　　在纪录片里，除去传统的歌颂解放日的镜头——站在坦克上的解放者、游行队伍里骄傲地戴着贝雷帽的游击队员——之外，法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令他们汗颜的画面：游街的年轻女人被剃成光头，还有人赤身露体，身上被涂上纳粹标志；或者，一群人围着一个男人狠命地殴打。更让人看不下去的镜头还在后面：一伙人戴着袖章，嘴角叼着香烟，在围观众人的喝彩声中，把受刑人头朝下高高吊起，再到地上。

　　而这一切，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一场泥沙俱下的清算

　　当然，在“血腥的清算”过程中被处死、关押或是受辱的绝大多数，确系罪有应得。历史学家明确地指出，许多报复行为发生在纳粹和保安队(二战期间由法奸组成的治安部队——译者注)活动最疯狂的地区。四年的高压统治在1944年初达到高潮，已经足以解释为什么老百姓报复起来那么残酷无情，而戴高乐将军的一席话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将军曾许诺，一旦“光荣的日子到来”(指解放——译者注)，一切手拿武器的叛徒会立刻受到清算。

　　但是，历史学家今天所质疑的是：在一群群杀红了眼的老百姓里，是不是人人都问心无愧？是不是人人都出于讨还血债的正义感？作家让·焦诺看到，大多数目击者对自己看到的暴行心中反感，他写道：“大家亲眼看到，实施暴行的人既不是凶残的德国鬼子，也不是飘洋过海而来的食人生番。他们全都来自我们自己这个国家，来自我们居住的村镇，和我们住在同一条大街上，是我们的左邻右舍……有一百多男人和女人意得志满地杀人。他们双手染满鲜血，嘴里骂骂咧咧，兴奋地殴打别人……”

　　这是一场泥沙俱下的清算。发生在1944年八九月间的搜查、逮捕、拘禁、拷问、殴打和虐待，遍布法兰西的城镇乡村，一度处于失控状态。有些时候，抵抗组织在清算法奸口号的掩盖下，干着直接而纯粹的强盗勾当。在南部沿海城市尼斯，令人胆寒的一伙人手持武器盘踞在阿德里亚蒂宾馆，在一个名叫马克斯的家伙的领导下到处搜查。假若抓来的法奸不肯交赎金，下场就是一颗枪子儿；假若他愿意“出点血”，那就当庭开释。滨海阿尔卑斯省省长在给上司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与当年在纳粹那里所尝到的种种折磨相比，这些爱国者逼供的手段毫不逊色。他们把抓来的人扔进澡盆冰冷的水中，用香烟头烫他们，或是毒打一顿。所有这些，都打着‘清算’的旗号。就算那些法奸确实不值得同情，但私刑拷问也一视同仁地施加在那些无辜者或是通敌罪行极轻的人身上。”

　　在清算中，还有人公报私仇。很多双手从未沾过别人鲜血的无辜者不幸也被卷了进去。有些商人因为遭邻居嫉妒而成了“法奸”；还有的姑娘就因当初没有答应某人的求婚，现在被借机报复；更有些倒霉蛋出门前忘了翻“黄历”，在错误的时间闯进了错误的地方……在这场风暴中，最怵目惊心的一幕，可能就是那些被剃光了头发的姑娘。历史学家法布里斯·维尔日尼一番深入研究之后，在其著作《“须眉”法兰西》里统计出，在1943年～1946年这段时间里，大约2万名妇女(其中大多数人年龄在20岁上下)遭到剃光头的惩罚。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属于法国人所谓的“向德国鬼子献媚的婊子”，这就是说，她们曾与德国占领军士兵发生过性关系。另有15%的妇女曾与德国占领军合作，此外还有6%的妇女因为向德国人告密而遭报应。但是在所有2万多妇女当中，确实有清白无辜的受害者。比如说，波尔多一个理发师的两个女儿，就因有邻居嫉妒其她们的美貌而被诬陷，惨遭剃发侮辱。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该漏网的大鱼躲过了正义之手。这些人里有政治家，也有电影明星。1942年3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邀请达尼埃尔·达里厄等三个电影明星去德国旅行，和她们共进晚餐。然而法国解放之后，这三个女影员出于“某种神秘的干预”而无人敢动，继续自己的银幕生涯。相比之下，更多曾和德军将领有过瓜葛的女演员在战后遭到清算，在潦倒中度过残生。

　　谁之过？

　　60年后重新审视“血腥的清算”，谁该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负责呢？有人认定法国共产党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历史学家兼记者亨利·阿穆勒就是这种看法。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甚至不肯认同“血腥的清算”这一说法：“没有所谓的‘血腥的清算’，倒是存在‘政治清算’的事实。法共当时清楚地认识到，在美军控制法国的前提下，自己根本不可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此，在法国南方抗德游击队活跃的地区(美英盟军的势力尚未到达这里)，法共和游击队私设公堂，自在为王。事实上，类似的行为早在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法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被搬掉了，于是他们在1945年的市镇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还有学者认为戴高乐将军多少也要负一点责任。持这一看法的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和亨利·鲁索通过深入研究坚持认为：饱经纳粹折磨之后，法国又拜戴高乐将军所赐，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红色恐怖。不过亨利·阿穆勒反驳说：“在伦敦的时候，戴高乐将军面对祖国大地上泛滥的这种复仇情绪，确实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但是没过多久，当他回到巴黎之后，马上踩了刹车。我们谁也不可能让这种私刑在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之内绝迹。1944年9月间，戴高乐将军视察了里昂、马赛、图卢兹和波尔多，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秩序’二字为他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

　　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令人羞愧的种种暴行，当时却不缺少来自临时政府的颂扬之声。即使没有明着鼓励，至少也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得到包容。对那些尝过纳粹迫害和虐待的人来说，把法奸钉上行刑柱示众，有时暴力加身，但极少处以极刑的惩罚，大体还算得上手下留情。至于让通敌的妇女游街示众，则可以视为一个感到遭受耻辱的国家重拾丈夫气概的象征行为。

　　1944年秋天，要求制止这种半无政府状态的声浪渐渐高涨。罗尔-唐吉上校和诗人保罗·艾吕雅成为揭露“清算”中可耻行为的代表人物，舆论也站在了他们一边，讷韦尔市地方报纸《爱国者》高呼：“法兰西的子孙不能以野蛮的、纳粹式的行径贬低自己。”接下来，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大力纠正出轨的报复行为。一批“血腥的清算”的制造者被逮捕，送上法庭并被判刑。接下来，按照法律程序对法奸进行的审判开始了。在共和国法律秩序重建之前，究竟有多少人被私刑处决呢？所有调查都是不全面的，存在许多含混不清之处，但基本一致地锁定在9000人这个数字上，戴高乐将军自己撰写的回忆录里提供的数字是10842人。两相印证之下，60年前这段历史的轮廓已经被大致勾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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