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炳根(作者为冰心研究会秘书长)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稿纸，长叹短吁，怎么也下不了笔，也挖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12点，吴文藻总是默坐在桌前，冰心与他对坐，时不时写几行字，时不时又望望吴文藻。吴文藻脸无表情，写下的字撕掉，又写，又撕，他的纸篓里已经堆得满满的废纸。冰心便心疼地劝他别写，吴文藻却又坚持：“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挖根源，我怎么去挖，挖一些什么，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还要跑回国来反吗？”有一次，冰心曾试探地说，你就随便写一点吧，谈谈认识也行，别那么认真……吴文藻却不愿这样做。冰心就怕吴文藻想不通，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开导。

　　其实，冰心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还要去劝说他们，她实在经受不了这种折磨，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家里的三个亲人都变成了右派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1966年9月，红卫兵冲进了住在和平楼冰心的家，抄走了许多的书籍、实物，包括冰心出国穿戴的旗袍、丝袜和手表等，办起了“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烈日下，将一块大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而吴文藻也被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和平楼中60多平方米的宿舍，有两间房子被封，一段时间，他们就生活在这个胆战心惊的环境之中。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互相信任和支持，有时用语言有时也就是一个眼神，相互勉励，勇敢地活下去。后来，冰心在《论婚姻与家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有感而发的：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1969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他们都已届70岁的高龄了。这年的夏天，吴文藻随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转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冰心才从咸宁调往沙洋，他们俩人都十分珍惜这种劫后的重逢。对此，冰心这样写道：

　　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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