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重要人物，行将叩开神秘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改变了冰心和吴文藻的命运。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有关部门将冰心、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调回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组织突击翻译和校正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之后，又翻译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等。这些书翻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尤其 是后一部是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巨著，只有靠渊博的学识与厚实的外语功底才能完成。冰心、吴文藻、费孝通等都是学贯中西者，搁置了十几年，如今又可以发挥作用了。他们都很高兴，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从攻读原著，到寻找各种参考书籍，全都他们自己动手。她回忆当时情景道：

　　我们都在民族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晨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吃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

　　回到书桌前，又有事可做了，冰心和吴文藻都感到，这一段生活，是十年动乱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冰心和吴文藻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但却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的青春。冰心不断地出席各种会议，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拨正搅乱了的文艺思想。吴文藻更是有事情可做，中断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学要重新评价和恢复。当中国准备重新恢复社会学学科的时候，吴文藻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几乎是不分白日黑夜地攻读从美国寄来的学术著作，企望将拉下了近三十年的课都补上来。

　　1980年对冰心来说是个坎儿，这年的初春，她和巴金等最后一次访问了日本。回国后，因为赶译马尔他总统的诗集，突患脑血栓住进了北京医院。在病情有了好转回到家之后，不想又摔了一跤，冰心只得又进了医院，并且动了手术，腿上安装了钢钉。此后便只能在家中几十平方米的斗室中走动，但还是又跌倒了。一年中三进三出医院，对一个已近80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但冰心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豪迈地写下了“生命从80岁开始”的名言。

　　由于连续几次生病住院，冰心身体有些每况愈下。尽管她总是在精神上保持年轻和乐观，撑着自己，但毕竟年龄不饶人，规律不能抗拒。同时，吴文藻的身体也日益衰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要有人来照顾。冰心还有许多文章要写，吴文藻则有许多的研究课题需要去做。后来，组织上将这些任务交给了她的小女儿吴青来担任。这样一来，吴青一家也就都得与父母亲住在一块。可和平楼的小公寓，只有60几平方米，一家三代挤在一起。本来，冰心和吴文藻多年各居一室，便于各自做学问和写作，后来只好同居一室，腾出一个房间给吴青夫妇居住。有时冰心会对熟悉的朋友来点幽默：“瞧，我们老两口又‘破镜重圆’了。”直到1983年年底，冰心和吴文藻的住房终于得到了解决。他们一家从和平楼搬到教授楼，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内，可是比原先的住房宽敞多了，有了专门的客厅，有了齐全的冷暖卫生设施。搬进新居的冰心，非常高兴，她打电话告诉朋友：现在鸟枪换炮了，快来看看呀！

　　在新居，冰心和吴文藻用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卧室兼书房，正墙上挂着周总理的照片。沙发的背后，挂着吴作人的熊猫图，两旁是1925年梁启超先生题赠给冰心的龚自珍的集句：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对于在这儿度过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冰心深情地写道：

　　1983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房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1980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

　　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吴文藻在1985年6月27日，最后一次为他的研究生张海洋的论文提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之后，又因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就处于昏迷状态。冰心这一回再也没有盼到吴文藻出院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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