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革命党，时而讲维新，时而讲无政府主义，为当时常有之事，太炎自己早年就曾“与尊清者游”，拥护维新改良，并公开对无政府主义表示过赞同，但到了对方身上，这些就都变成“精神点污，虽强水不可浣涤”了。吴稚晖在日本被清公使蔡钧引渡，跳入东京都御沟表示抗议，旋被警察捞起，这虽然悲壮不足，却也无可非议，而到了章氏笔下，又成了 欺世邀名的丑事。章氏“揭发伏藏”，作“诛心之论”，显得“气壮而理直”，至于“曳尾涂中，龟鳖同乐，而复窃据虚名，高言改革，惧丑声之外扬，则作无赖口吻以自抵谰。引水自照，当亦知面目之可羞矣”，则是直唾其面，芜辞漫骂了。

　　吴氏其时赴欧洲五年，也许较以往有所进步?不——章氏认为，对方剩下这一段他还没有骂到的部分，更加不值一哂：

　　及观足下所著，浮夸影响，不中事情，于中国今日社会情形如隔十重云雾……吾于是知纵横捭阖之徒，心气粗浮，虽日日在欧洲，犹不能得毫毛之益也。

　　至此，对方可算被驳(骂)得体无完肤了，但章氏最后还赠了他一顶“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的帽子，这才重重收笔，宣布彻底胜利。

　　吴氏看到这封公开信，岂肯善罢甘休，又作书一通反诘，章氏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与前略同，而“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2〕，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痈，善补而绔，勿令后穿”之类骂街语言。

　　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要在于光复旧物，因此非常重视国粹的保存。他认为中国国粹的沦亡，文学学术的窳败，主要是因为宋以后文人不再讲究“小学”而滥用语言文字的结果，“又且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3〕因此，章氏光复旧物的革命思想和他的“文学复古”的主张紧密相关。他平时的学术文章乃至战斗性的檄文皆好用本字古义，索解为难。对此章氏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他在给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时，曾经感慨“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也”〔4〕，又曾反思自己“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5〕。他认为邹容的《革命军》语言通俗，革命的文章正该如此，所以并没有应邹容的请求为他“润色”。要光复旧物，复古保种，其文就必须务为渊雅；要真正激动读者影响多数，则又必须“谐俗”，必须“以跳踉搏跃言之”，这种矛盾就导致他在写作某些文章时，一方面仍然好用本字古义，艰涩深奥，一方面又振笔直遂，痛快淋漓。“复古”和“谐俗”很奇怪地结合起来，使得章氏许多文章在过渡时代独具特色，复吴稚晖的两封信，不过是一个著例。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清政府雷霆万钧之势已去，民间久蓄之反抗精神已达极点，知识分子再也不像明末清初遗民那样迂回曲折地抒发愤懑，更不像清朝鼎盛期的知识分子那样如履如临，把一生的精力贯注于考据文章。这一时期中国精神的特点，是无法无天的旷野上的呼叫，激昂慷慨，发扬蹈厉，人格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狂傲不逊的“神经病”如章太炎，岂止一人而已，即如吴稚晖，也以嬉笑怒骂、放浪形骸著称。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称光绪皇帝为“载?小丑”，吴稚晖在东京留学生集会上则包着白头巾发表演说，直呼慈禧太后为“老太婆”，虽一在国内，一在海外，勇气不可同日而语，张狂激越则如出一辙。那时候的文章，将中国文学狂放佻挞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直接影响了现代杂文。章太炎两复吴稚晖书，在精神气质、腔调用语乃至攻伐战略上，都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时期周作人回敬陈西滢有关“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流言的那一系列书信〔6〕，以及鲁迅《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书信体杂文。章太炎的文章固然开了后来“文人相轻”乃至相斫的先河，但积极意义则在于张扬个性，块然独立于天壤间，不肯摧眉折腰、低首下心，敢于放胆在文章中将自己整个摆进去，也逼迫对方无可推诿地现身于大庭广众之前，使妍媸互见，物无遁形，虽无望于终极的审判，但也各自尽了原告或被告的权利和义务。

　　在没有法律保护和法律干涉，没有宗教的终极审判的信念，也没有虚伪欺诈的社会空气中，这种粗暴的互相实施报复的文章，所祈向的，乃是无神的世俗的乱世之中真实的个人之间某种替代性的公正。如果引进法律的名誉权之类，特别是如果两人对决，旁边站立着社会政治或道德权威随时予以干涉，或者人人心中存着爱惜羽毛的念头与宗教的终极审判的信念，这样的文章就不会有，即使有，也无法避免非当事人所乐意接受的甚至更其病态的不公。鲁迅在1925年所做的一篇杂感中说：“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7〕“以目偿头”或“以头偿目”，意思是说，人的相互“报复”固然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但即使这样也总比虚伪地禁止报复和提倡宽恕强得多：“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鲁迅这段话本来针对“排满”而发，但范围很广，包括一切人间矛盾的解决。直到晚年，鲁迅仍然坚持类似的想法，比如“遗嘱”第七条所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章太炎后来自编文集，大量“刊落”先前那些“驳难攻讦，至于忿詈”的“斗争的文章”，鲁迅感到非常可惜，他主张章氏这方面的文章“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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