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回忆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如何在上海酝酿、发端，上海“一月夺权”的前后，本人被“打倒”囚禁八年，以及后来被“解放”调离上海的详细经过。这些材料为研究党史，特别是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本版现摘编其中关于文革初期的“《解放日报》事件”的章节，以飨读者。

　　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

　　谈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又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女干将聂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没有一件不和她连在一起。江青于1966年10月下旬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11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怒：一个异地的普通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我立即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进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这可惹火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她对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清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沪的红卫兵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煽动群众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和蒯大富杀气腾腾地在会上轮流发言，说“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几次乱，没有真正乱起来，这次我们来上海，上海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聂元梓在台上带头喊口号：“打倒上海市委！”

　　就是这样一个会，他们竟然在会后要求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给予报道。这自然遭到报社的拒绝。

　　于是，红卫兵便在他们的《红卫战报》上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文章说：“《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黑又长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解放日报》散毒到哪里，革命的《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

　　27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28日即将印出的第九期《红卫战报》(该报系“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小报)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你骂了人家，还要人家说好。要把骂《解放日报》的文章和《解放日报》合在一起发行，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和报刊发行处的拒绝。

　　这下子，红卫兵被激怒了！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冲到解放日报社，和报社负责人谈判，提出三项要求：

　　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

　　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刊登《〈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把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报社当然又拒绝了。

　　那个年代，正是红卫兵权力最鼎盛的年代，又是无法无天的年代。红卫兵的要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那还了得？“红革会”一声令下，发出勒令：“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现在矛盾的性质变了！”

　　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

　　“红革会”的勒令，立即得到“工总司”的支持。于是，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王树人同志后来同我谈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红卫兵和报社领导展开“推磨”式的谈判，从夜里一直磨到天亮。王树人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这种说法不通啊！是邮局不让你们发行，并不是报社不让你们发行。好比吵架，你们同姓王的吵架，怎么能封姓李的门呢？”

　　红卫兵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纠集了三百多个红卫兵和五千多个“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了报社，占领了办公楼，走廊里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厕所满地都是大小便。报社铁门外是人山人海的群众，绝大多数群众对这些“工总司”和红卫兵蛮横无理的做法很是不满和反感。但那时红卫兵权倾一时，不好得罪。于是许多群众便以要看《解放日报》为由同红卫兵说理。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工总司”的头头则爬到摄影部窗边和门口，大喊门外的群众是“政治扒手”、“右倾势力”，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殴打驱赶围观群众。“红革会”的人则在头上洒上红墨水，伪装成受伤的样子，制造所谓“流血事件”。

　　报社领导真是如坐针毡，几天几夜没有睡觉，身心疲惫到极点。但个人累死事小，出现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可就罪莫大焉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哪里出现群众斗群众，哪里就一定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背后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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