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发生混乱，许多人承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对中国革命的预言和警告是正确的，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共产国际的观察与指挥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形势的恶化和发展，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两派斗争的进程，党内思想路线上的分歧，终于很快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中山大 学也出现了两派斗争的热潮，托派教员不仅在课堂上宣传托派观点，还拿来托派秘密文件给学生看。拉狄克在会上甚至断言：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使中国革命推迟十年。两派辩论越来越激烈，把中山大学搞得天翻地覆。这样，中国的留学生也卷进了两派之争，尤其拉狄克校长被撤职，由亲斯大林的米夫任中山大学校长，托派教员也被撤职，引起托派学生的激烈反对。是年7月，当汪精卫分共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论断和预言，被彻底的粉碎了。这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转向托派，对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及苏联托派产生反感，就连蒋经国也毫不犹豫地站在托派一边。“四一二”事件发生后，蒋经国感到震惊和愤慨，在武汉《人民论坛报》发表声明，谴责父亲蒋介石，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宣称：“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是我的敌人。”

　　联共中央利用手中的权力，一面继续批驳托派，一面采取组织措施，于1927年10月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节时，发生了中山大学的苏联托派分子和中国留学生红场反斯大林游行事件。他们挥舞布旗，呼喊“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中国留学生比苏联托派分子喊得更响。这是联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事件，由此加剧了联共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事件发生后一周，联共中央即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同时开除75名托派骨干分子。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苏联东南边疆城市阿拉森图。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活动转入地下。此时的中山大学已经成为米夫———王明统治集团的天下，对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残酷、无情地打击，开除党籍和团籍，有的被充军到边疆服苦役，有的被投进监狱，多数人1927年被遣送回国，苏联当局希望借中国反动派之手，消灭这些异国狂徒。与此同时，不满意米夫———王明集团及其控制下的党支部官僚宗派主义统治的中山大学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明等一批老中共党员，也被王明集团利用肃托运动所击败。王明借口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多是江浙籍的人，蓄意制造了一个“封建性团体———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的罪名，打击董、俞一系的人，把他们统统作为“托派”或同情托派的集团，进行残酷的审查、批斗、开除、监禁、流放，中山大学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斯大林、苏联当局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及其中国留学生的极端的措置，尤其对米夫———王明集团对中山大学的白色统治，杨明斋极为不满，愤而于1928年辞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职务，回到中国平津地区工作，公开职业是冀东丰润县中学国文教员。他在白色恐怖下编著出版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以学术研究为掩护，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然而，他没想到一踏上中国大地，就敏感地嗅到中国党内反对托派的火药味。尤其当他听说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发生严重分歧与矛盾，中共中央对其严厉批判时，甚为震惊与不安。他认为共产党的同志是一家人，意见不同不能分家，尤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更不能敌我不分地加以残酷斗争，以削弱自身的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同时，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的创始人更不能随便开除。于是，他凭自己在中国党内的影响，通过中共顺直省委向中央表示，要到上海去进行“调解”，以缓解陈独秀和中央的矛盾，但为中共顺直省委所阻止。省委告诉他党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误会造成的，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而是重大政治路线斗争，陈不仅是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者，而且是分裂党的托陈派首领，这是不能靠调解解决的。杨明斋也因此被中共中央斥之为“调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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