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批判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委派他的工作，且在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开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 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对此，杨明斋旗帜鲜明地表示异议，且愤愤不平，认为中国党采取极端的态度，随便开除陈独秀是极不妥当的。于是，他辞去冀东丰润县中学的国文教员之职，只身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境，吃尽千辛万苦，进入西伯利亚，企图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并说情。他以为共产国际经验学识丰富，许多人也认识和了解陈独秀，不会像中共那样采取极端的态度。但他到伯力后，却被留住，未能如愿到莫斯科，他写的说情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终于转送到共产国际。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收到中共中央的报告，并立即作出答复，给陈独秀一封电报，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局审查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决定的会议”；“如果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这虽是共产国际给陈独秀的特殊待遇，但陈独秀对此并不领情，更不抱幻想，他在回信中全面回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就这样，尽管杨明斋奔走说项，陈独秀还是无可挽回地被开除出党了。此时，年逾半百的杨明斋由于坎坷的经历、长年累月的奔波和环境的恶劣，积劳成疾，加之为陈独秀愤愤不平，一气之下而病倒了。1931年苏联当局送他到西伯利亚疗养，后病逝于伊尔库茨克。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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