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

　　在当时上海的知识界中，流行的观念认为，男子以二十七岁为最适宜的结婚年龄。其原因有二：一是此时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早婚则有害于男女双方的身体；二是此时男子已经 能够立业，从而能够承担得起养家的义务。但这个最佳年龄却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坚决反对，认为太晚了，因为“早生儿早得济”是社会大众共同的生育观。

　　新旧两派在婚姻上的歧见，形同水火。即使主张婚姻自由的知识分子，对新派的婚姻也颇有微词：“譬如吾少年男女，今有不欲与父母商及姻事者，而此则于稍得新知识者尤甚，居然有至于主张自由结婚者，在称为新派之中，吾人已闻有不正当之交际与离婚矣！此则自然较旧式结婚制度，更应反对。”

　　显然，这里是指的婚前同居和离婚率上升。现在，我们对此已经能坦然处之，但八十年前，中国人却把这看作是世风日下，是荒淫、放荡、堕落、败坏，众口一词地加以反对。

　　衣帽

　　通过衣帽，可以看出人的精神状态。

　　在当时上海的知识界中，穿西装已经是很普通平常的事情了，非常受欢迎。“洋服似将成为世界普通之装束。各种族各阶级之人民，均用洋服。君当知舆论以为不着洋装，即不文明。”但“穿西装即假洋鬼子”却是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的观念。他们的事业正红火的时候，为此砍杀了无以数计的中国人的脑袋。

　　尽管上海知识界文明开化较早，但却竭力反对女子穿西装和烫发。“男子尚无害，吾国妇人中，在衣服上有较此尤劣者，有人不特效法外人之装束，且又效外人之整发，其形状实属可哂。”男子可以穿西装理西发(分头)，女子却不可以穿西装理西发(烫头)，这种心理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在作怪呢？或是明为维新，实则守旧？或者是半新半旧兼而有之呢？

　　那时候在上海，不但有人大胆地穿上了西式男女服装，同时有人大胆地戴上了巴拿马礼帽。那时候，一顶正牌巴拿马礼帽售价是大洋20元。买不起的，只好买仿制品，售价仅为5元。看来，上海服装能够在大陆领风气之先长达数十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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