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陶

年轻时的冯亦代与郑安娜

　　看着家中小灵堂前摆的爸爸的遗像，那双慈爱的眼睛似想叫住我，倾诉什么，突然，有如醍醐灌顶，我终于明白了，那铃声是爸爸舍不得走，想再见我一面，与我话别，而我却没能给他开门……一阵心悸，我从呜咽变成了嚎啕。

　　我站在爸床前，面对着刚刚离去的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神经都麻木了。2月23日下午两点三十分，爸爸真的、永远地走了。由于多次报病危，爸一次次抗争都闯了过来，使我很难相信这回他真的离开了我们。只觉得他胸部好像还在起伏，脸上也没有什么异样，便用手轻轻摸了摸他的面颊。也许是女儿的爱抚挽留了他匆匆离去的脚步，心电图上竟出现了不规则的波形。我向大夫喊道：“他还有心跳呢！”大夫平静地解释道，那是由于我手的触摸，引起电极灵敏的反应。我缩回了手，那电波果真又慢慢恢复成一条无情的平平的直线。爸是舍不得走呀，他一步一回头，无可奈何才撒了手……我退到一边呆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围着爸忙乱。一个护士高举着一大把刚刚从他身上拔出的、各种各样、长长的管子。我木然地看着这一切，心想，那么多的管子，可惟独那根维系他生命的管子却断了……

　　当一切都安置好，我们乘车离去时，天空开始飘起雪花，继而转为鹅毛大雪，天地一片素洁。那晶莹纷扬的雪花像是上苍派来迎接爸爸不息灵魂的使者，爸爸终于和它们携手飞去了。远处传来元宵之夜的爆竹声，是迎春的庆典还是送别的礼乐？我对着迷蒙的天空，极力想寻到爸爸的身影，我想他一定在冥冥中回望，向我们告别，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到……

　　接着是铺天盖地的数不清的礼仪、应酬、规矩、必办和需办的琐事，各种各样的忙和乱，我都在别人的指导下，无可奈何地应付着，行动缓慢，头脑迟钝，看着别人忙乱却不明白其含义。当这一切都像潮水一样退去，我终于可以独自躺在床上静思了，细细梳理这些天来纷乱的思绪，终于，记忆的闸门慢慢开启，头脑中最隐蔽角落里的只言片语、模糊剪影、陈年往事似乎又都活了过来，它们这儿冒一下，那儿闪一下，相互连接，形成一片枝枝桠桠，撑开长大，渐渐充满了我的头脑。我再也躺不住了，打开台灯，拿起纸和笔，把它们连根带梢记了下来，生怕它们从我笔下滑脱、溜走、再次离去，永远消逝。

　　对爸爸一生的评价，不是我这个当女儿的能做好的。毕竟有许许多多故事是我不知道的，它们被装在尘封的档案袋中，被故人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或者还活在他的亲人、老朋友、老同事的记忆中。对于我来说，爸爸只是女儿我眼中的爸爸。在我脑中，爸爸抹不去的印象就是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东西，手中不是书就是笔。他手边永远有着看不完的书籍、报刊和杂志，种类繁多，可他看书速度极快，再大部头的书，他一两天就看完。他爱书、惜书，从不乱折书页，不乱圈点，看过的书都保护得很好。有人要借，一律登记，我和哥哥也不例外。对那些他最喜欢的书，更是反复叮嘱不得损坏、遗失，甚至打电话追问，要求看完立刻送回。从小爸就教导我们书是不能卖的，但可以送给那些想看的人，应该给它们找一个更好的去处。记得反右之后，我们全家迁入纱络胡同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半小屋，书柜和大书架都已卖掉，没办法许多书籍只好处理，送的送，卖的卖，最珍爱的只能塞在两个兼做凳子的木箱中。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地下一张旧床单上散乱放着一堆外文书，那是爸准备送给外文出版社一个年轻同事的。爸蹲在那儿，用手翻看那些书，脸色忧郁，一句话没有，现在想来，他的心一定在滴血，那是割爱呀。

　　爸爸一辈子办事严谨，当然这是指对他自己和家人而言。在他从事的外国文学翻译中，表现尤为明显。记得六十年代一个暑假，闲着没事的我看爸忙着整理译稿，就主动提出帮他誊写丽琳·海尔曼的剧本“小狐狸”。爸嘱咐说：“好好抄，不要老涂黑疙瘩，抄完要校对，仔细点。”我心想：这还不容易。花了几天时间，抄到最后，心想，总算完了，就顺手写了一个“———幕落”。不料爸看了很生气，说:“你怎么搞的，原文是———全剧终，你怎么给改了。”我不以为然地说：那不一样吗。爸说：“不对，我们是翻译别人的作品，怎么能轻易改人家的文字呢。”他还多次提到，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不能雷同，一定要保持他原有的风格，不要以为懂点儿英文，拿本字典就可以翻了。

　　爸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错别字，记得“西书拾锦”刚刚出版时，他对我说：“这本书没搞好，里面错字太多，他们没有好好校对，现在勘误也来不及了，我真想重新出一本。”看着他一脸懊丧的样子，我劝道：“书出都出了，以后有机会再搞吧。”他却把书随意扔在一边，连字都没给我题。爸的这个脾气是传给了我，我最讨厌碰到错别字，每次遇到总有一种吃苍蝇的感觉，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边看书、一边拿铅笔往外勾错别字的习惯。爸写完文章，我和丈夫朱焘经常是第一读者，他让我们提意见、挑错处，称我们是“一字之师”。在我们的记忆中，爸和妈两人多少次为一个字、一句话的准确翻译而“争吵”不休，只记得爸坐在简易沙发里，手握着烟斗，或是提笔于稿纸上对妈说：“安娜，我昨天想来想去，这句话还是应当这么翻……”

　　说到妈妈，有一个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听风楼”的东窗下，早晨金色的阳光中，爸妈在简陋的双屉桌前相向而坐，一个戴着高度近视镜，手拿放大镜在厚厚的大字典中翻寻着，一个伏案疾书，手中烟斗冒出的青烟袅袅飘升，窗台上的水仙碧绿、雪白、金黄……七十年代，二老从干校回来后直到1990年，这是他们每天的晨课，只有这时，宝贵的阳光才肯光临他们堆满书籍、稿纸和字典的小书桌。妈在外国报刊杂志上快速扫描，搜寻着有用的资料、文章和书讯，用铅笔做着记号，旁边是摘要，有时是粗译；爸则在稿纸上认真地梳理、架构、措辞、润色，七八十年代他们在《读书》及其他地方发表的近两百篇介绍欧美文学、作家及书评的文章，就是这样从他们的笔端，从他们的小书桌上源源不断地流淌而出。那是他们工作最开心的年代，也是他们最高产的年代。我站在门口看着阳光下的他们，不忍心去打搅：是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还是举案齐眉？是并蒂莲、连理枝还是比翼鸟？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