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的提法和社会上的动向也是让人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随之各大学大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作出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7月24日，毛主席决定撤出工作组。从7月29日开始，工作组纷纷撤出大中学校，一股揪工作组的狂潮掀起。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不仅没搞资本主义，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揪被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恰恰是我们。中央在这种情况下，都只提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不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定出一个明确的判别标准，只是一味给群众运动加温，一遍遍号召“天下大乱”，好像乱得还不够。我们都是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人，都明白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将来难以收拾。因此，我们心里都非常担心。当时，我还很惦念耀邦同志，他被揪出来了，听说一直关在团中央。我曾派儿子小津去团中央看他，可去了两三次都没有看到。

　　我原本是抱着释疑的心情而特意抱病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没想到会议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我的担心和忧虑，反而大大地加重了这种不安，使心情更加沉重。

　　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在强大的压力下，少奇和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检讨。他们两人检讨的中心意思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错误地估计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并都主动承担责任，不诿过、不隐错。小平同志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少奇、小平同志是我平素很敬重的领导，听了他们明显违心的检讨，看到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使我心里既感动又心痛。

　　10月24日开小组会，各小组发言。我记得谢富治在会上表现得很突出，调子很高，叫嚷“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很必要”，并建议将刘、邓的错误拿到县团级去公开批判。

　　10月24日晚，毛主席召开了汇报会，并在汇报结束时讲了话，大意是“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

　　一听说还要搞五年，联想到目前的混乱状况，我不禁吸了口凉气。

　　会议期间，我还听说少奇同志的检讨曾先送给主席征求意见，主席看了作了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

　　对于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当时不要说我们，就是连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心中也是没有数的。少奇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知道，跑来问我，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也就难怪许多中央领导人和我们这些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

　　听到主席对少奇同志检讨的批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积郁在心中多时的疑虑似乎也减轻了一些。可是，后来运动的发展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批判刘、邓的浪潮不仅没有减退，相反越来越升级，直至掀起惊涛骇浪。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