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开到最后几天时，林彪、主席、总理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总理的讲话较温和平缓，主要还是讲运动，讲抓革命、促生产，讲国民经济。

　　林彪的讲话最激烈。我记得林彪讲话有几个提法给人压力很大，一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另一个是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特别是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他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林彪这番杀气腾腾的话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主席讲的话仍让人摸不着头脑。主席在讲到“一线二线”问题时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我边听心里边嘀咕：主席总讲“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主席指的修正主义是什么呢?北京出修正主义，会是谁呢?谁有那么大的权力连主席都奈何他不得?我越想心里就越疑惑。

　　曹荻秋代表我、魏文伯和他在第三小组作了联合发言。和广大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热烈拥护的情绪截然相反，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其他各组同志的发言和我们的态度也都差不多。只有山东的王效禹和我们不一样，似乎是很理解、很认真、很得力的，他把谭启龙大大地批评了一通。

　　会议期间，江青请我们吃了两次饭。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我们到了中南海她的住处，当江青出来接待我们时，只见她身穿军装，戴着帽徽领章，连她的护士也穿着军装。联想到江青以前想要军装罗瑞卿不给她，我强烈地感到：时势确实大变了。江青这人对军装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记得在搞《芦荡火种》时，她曾指着我问：“你是红小鬼，为什么不穿军装？”这话真让我啼笑皆非。穿衣戴帽，各人所好，总得符合环境和个人的身份；江青却总是把这些和政治联系起来。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喜欢新奇花样，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又好心血来潮，这便是江青的性格。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到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那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的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到，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好在江青这个人喜欢讲话，一餐饭的时间基本上是她在高谈阔论。

　　果然，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来我住处一次，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上海的群众对魏文伯、曹荻秋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期间看来，魏文伯、曹荻秋又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检讨。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他要我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对此，我没吭声。谈话结果，张春桥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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