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菜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荻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荻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的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餐厅，已是夜色朦胧。和天空一样，我和谢志成心里也都笼罩着一片阴影。我们预感到情况的复杂，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因为这两年同江青打交道较多，深知她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为了再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就去看了陈伯达。一方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方面我们是老乡，我同他过去比较熟悉，我认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会好一些。陈伯达当时也住在钓鱼台，他这个人平时最怕人叫他“老夫子”。我喜欢和他开开玩笑，所以一到他那里就指着房间里的摆设说：“伯达同志，外面都在破‘四旧’，你这个房子里摆的东西不尽是些‘四旧’吗？”“我这是借住的地方。这些东西是原来摆着接待客人的。”陈伯达连忙解释说。

　　我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我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我当顾问的情况，陈伯达急切地问我：“你怎么个态度?”我说：“我自生病以后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搞调查研究，还上不了第一线。”

　　对我的话，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我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我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我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还说：“上一次开会(指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都知道。可他死不回头。”他们怕我“落后于形势”是假，实际上是想把我拉到“第一线”充当靶子；他们“拉”我是假，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彻底把我和上海市委、华东局一大批干部打倒，以便夺权。

　　“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教训，“先拉后打”就是“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的惯用伎俩。拉不动就打，打了再拉，拉拉打打，打打拉拉，一些干部就是在这些卑劣的手法中被打倒，也有个别人被他们拉拉打打搞得晕头转向，甚至卖身投靠。马天水、王少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本文节选自《陈丕显回忆录》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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