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此时却踌躇满志，准备北上组阁，在湖南就讨论过组阁的计划。他确乎是众望所归，他一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其中就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一种胜利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 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以为是谣言。3月20日，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但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其实陷阱早已布下，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时代的潮流确实将32岁的他无可抗拒地推向了政治的浪尖上，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不杀他，他依据约法，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不想受到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宪政尝试的破灭

　　宋教仁的死从根本上打破了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他被暗杀后，国民党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

　　首先是宋教仁的老同志，曾是同盟会庶务的刘揆一组织了相友会，与国民党不合作。

　　曾是同盟会员、安徽都督、后来堕落为“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与曾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次长的景耀月一起发起了政友会，其中有五分之三的国民党人，五十万开办经费就是由袁世凯提供的。和宋教仁交谊很深的众议员陈家鼎组织了癸丑同志会，是国民党的别动队，和前两个反国民党的不一样。此外，有超然社和集益社等。

　　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民视报》，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据梁漱溟回忆，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

　　和宋教仁交情很深的革命学问家章太炎说他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这是书生之见，宋教仁的死和“度量”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他要走宪政民主这条路，已经掌握政权的袁世凯不容许这样的事实发生，那么他就只有被杀戮。消灭政敌的肉体生命是人类政治史上常见的丑恶现象，从来就是人类的耻辱。如果说“度量”，那是袁世凯没有度量，而不是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因此遭人暗杀。然而，从民初的政局看，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他必死无疑。袁世凯之流是不会容忍他的，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是那么容易的。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多关系良好，尤其和民主党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深。他死后，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之死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对于梁启超这样过去的政敌，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是个立宪政治的追求者，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他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他们愿作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所以宋教仁被刺身死，梁启超痛惜不已。（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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