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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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04/13 14:02 炎黄春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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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丹年 (一)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批判之初，他根本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因为当时西 195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的同时，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陶行知先生，意在牵引即将大规模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1年5月25日《大公报》登载《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拉开了批判武训的同时也批判陶行知的序幕。 1951年10月6日《新华日报》刊登重庆市教育局对各公私立中小学的指示《开展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讨论》中，首先说明“……所谓‘武训精神’，由于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予以表扬传播，其影响尤为普遍深刻”；重庆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明确革命的立场观点”的问题，规定了学习分为两个阶段，时间必须学满两个月，每两周汇报一次等等，还特别指出：“除教职员外，……育才中学的全体学生，都须参加学习。” 陶行知先生是享有崇高威望的教育家，不可能全盘否定，也否定不了，批判者们采取的是承认陶先生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民主斗士”的一面，而否定他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一面，将他定位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1951年，“改良主义”一词的概念等同于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政治斗争，也就等同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改良主义”主张教育救国(或别的什么救国)而不提倡“暴力革命”。 由于陶行知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学生们便成为批判重点。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被称为“陶门大弟子之一”的孙铭勋，在劫难逃地陷入了被重点批判的灾难。 自1951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对孙铭勋公开点名批评起，至1952年4月针对孙铭勋的批判基本告一段落，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中，据笔者对《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所登载文章的不完全统计，共有数十篇文章对孙铭勋点名批判，直接以姓名作标题的有16篇。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951年11月28日用黑体大字标题置于头版头条的《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同版配发社论《批判孙铭勋思想，进一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1952年4月10日《新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关于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1952年4月13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开除孙铭勋出党是党的重大胜利》；以及1952年4月20日《大公报》第二版《育才中学学生拥护市委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纷纷批判“孙铭勋思想”在校内散播的毒害》等等。 (二)孙铭勋坚持“育才立场” 孙铭勋顽固坚持“育才立场”，他拒绝承认陶行知先生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是错误的。 “生活教育”作为教育理论体系，内容是博大精深的，涵盖面很广，主张教育要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要联系经济的发展，要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等紧密结合，要注重人格和品行修养。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学做合一”，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多动脑、多动手，从实践中培养才干，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富于独创性。 1905年底孙铭勋出生于贵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为革命的新思潮所吸引，辗转到了上海。偶然和同乡同学戴自俺看见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招生简章，觉得十分独特新奇，立即给陶行知校长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事宜，并很快收到陶先生的回信：“……晓庄学校开办已快一年，贵州的同志一个还没有。两位有志加入乡村教育的队伍，有志到晓庄来学习，我们极表欢迎！如果将来乡村教育有到贵州的一天，两位便是第一个使者……”这时孙铭勋已经21岁，是贵阳师范学校毕业生，他在晓庄相当于研究生学习，很快便成为陶行知先生的得力助手。 孙铭勋和戴自俺曾向教育家张宗麟请教“男子可以办幼稚园吗”？张先生笑笑说：“我不是男子吗？陈鹤琴先生不是男子吗？你们打算学习幼稚教育，好极了！”他们又请教陶行知先生道：“假若我们研究儿童能从幼儿研究起，研究教育能从幼儿教育研究起，将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有根基。”陶先生大加赞赏，鼓励他们说：“这是有志气的想法。你们要在教育上做一番事业，这样走是对的。” 孙铭勋先后参加创办了南京迈皋桥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江苏淮安新安幼儿园等，还参加创办新安小学。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幼儿教育的文章，并先后写作出版了《幼稚教育》(作为师范生教材)、《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劳工幼儿团》、《古庙活菩萨》、《从行知诗歌看教育》等专著，与戴自俺合著出版了《晓庄幼稚教育》、《幼稚教育论文续集》、《晓庄批判》、《儿童节教学做》等专著。到30年代中期，30岁左右的孙铭勋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幼稚教育专家。在陶先生及其他先生指导下，他和同学一起，初步创立了早期中国幼稚教育理论及实践体系。 1930年6月晓庄被查封，孙铭勋被捕入狱，坐牢数月，得到张治中先生营救而释放。 抗日战争中，全国著名文化人云集重庆。陶行知于1939年在重庆远郊创办育才学校，曾延请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蒋介石政府要求将育才学校纳入公费管理，被陶行知拒绝，因为陶先生要保持独立性，避免被国民政府掌握和控制。育才学校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抗战中流离失所的“难童”，学校维持生存靠的是社会各界募捐和进步人士援助，因此这所学校尊崇“行乞兴学”的武训精神。育才学校的大楼曾经取名为“武训大楼”，门前还挂着“武训大楼”的牌子。即使在重庆解放后，孙铭勋考虑到可能出现政府对育才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还在进行向社会各界的募捐活动。 1952年2月2日《新华日报》刊登作者柳的文章《略论对孙铭勋错误思想的批判》涉及到了本质问题：“……对孙铭勋来说，要真正使他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思想，最后也必然要牵涉到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 孙铭勋数十年如一日，充满独立性、富于创造性地实践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他坚持的“育才立场”就是“生活教育”的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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